《劳动者的权利与尊严》(三)职业病:预防真空谁来填补?(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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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03日10:04 工人日报天讯在线 | |||||||||||
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当前保障机制的薄弱,劳动者一旦患病付出的往往便是终生的健康代价。 据2002年卫生监督报表的不完全统计,广西全区县及县级以上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51万多人中,接触有毒有害作业工人达14.6万人,体检率仅为22.3%。而当前广西有55.06%的企业未向卫生行政部门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有一半以上企业未建立职业病防治管理制度和职业卫生安全操作规程;56.74%的企业未落实有毒有害因素防护措施和监测规定,未建立职业卫生档案和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未设置警示标识。 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当前保障机制的薄弱,劳动者一旦患病付出的往往便是终生的健康代价。打工21天的代价 6月的广西,正是荔枝满枝头的季节,大街小巷四处充斥着“正宗妃子笑!”、“核小肉甜!”等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往年这个时候,25岁的邓可飞早就和大哥一起,带着一家老小在果园里忙碌了。而现在,他只能躺在病床上,年轻的脸庞因激素治疗而浮肿,双臂布满了紫红色的斑痕,那是皮肤脱皮渗血造成的。听妻子说,今年家里的荔枝又丰收了,可为了他的病,家里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连土地也抵押给了银行,现在年迈的双亲带着他不足两岁的小儿子守在空荡荡的家里。 一切起源于一次短暂的21天打工生涯。今年年初,同村的一个朋友从广东打电话回来,说那边有工做请他快过去。2月13日,邓可飞赶到广东东莞璟耀金属有限公司,在该公司的射蜡车间谋到了一份工作,老板说好包吃住每月付工钱350元。从这天开始,邓可飞负责清除水管弯头、接头等金属配件上的蜡。尽管除蜡过程气味刺鼻难闻,而且每天要工作9个小时,但邓可飞依然任劳任怨。谁知,一场噩梦般的疾病正悄悄向他袭来。 工作了21天后,还没等他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他开始感到手脚发麻,身上瘙痒,而且一阵发冷一阵发热。医生诊断是皮疹,可他吃了300多元的药,病情却没有丝毫好转。3月14日,邓可飞终于拿到了第一月的工资,立即辞工从东莞回到了广西武鸣。此时,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浑身无力,吃不下东西。刚下汽车,他就直接住进了医院,并最终确诊为是三氯乙烯中毒。 三氯乙烯会引起人的皮肤渗血脱落,损害肝、肾等脏器。院方称,邓可飞已是医院今年收治的第二个东莞市璟耀公司中毒的员工。据东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4月7日在该公司射蜡车间抽取的两份空气样品检验显示,三氯乙烯浓度分别为150.8mg/m3、85.2mg/m3(标准值为30mg/m3)。这些数据给邓可飞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他为治病至今已花去了七八万元,他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失去劳动能力,而厂方在多方催促下至今只垫付了2.5万元。在这样的困境下,谈到未来时,泪水涟涟的邓可飞一脸茫然。以医院为家的古稀老人 尘肺是我国目前危害最大的一类职业病,而广西是尘肺的高发区,不少企业尘肺病发病率在10%以上。截至2003年12月,全区累计尘肺病报告发病7100多例、死亡1587例。矽肺是尘肺病中较为严重的一种。 今年69岁的黄朝新老伯年轻时曾参与建设过广西西津、拉浪、麻石等电站,当年他从事的是打风钻、放炮等工作,在那没有职业病防治意识的年代,他无可避免地患上了矽肺。这病一治便是几十年,如今退休了,每年他仍需住院100多天进行专门治疗。乍看之下,黄老伯的气色与普通老人无异,可当记者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讲话时,能明显感觉到他说话气短,胸腔发出沉闷的嘶哑声。黄老伯说自己已是三期矽肺了,“到了四期就该去见马克思了!” 尽管事隔几十年,谈起工作在那“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的年代,黄老伯仍然流露出懊悔的神情。在建设电站的工地,当时他们打的是干钻,沙尘扬起很大,一米以内,工友间只能看见模糊的人影。干一上午,便满身盖满了灰,往往连送饭的亲属都认不出自己的家人。在这样的岗位上,黄老伯一干就是七八年。到45岁退休时,黄老伯已是标准的矽肺病人,上下楼梯走几步就会气喘咳嗽。如今他虽已是儿孙绕膝,但却无法在家安享晚年。由于矽肺是终生无法治愈的疾病,黄老伯每年都得到医院来住院治疗150天以控制病情。 但黄老伯还算是幸运的,据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办公室主任黄家乐介绍,像黄老伯这样在1995年以前患病没有办理工伤保险的矽肺病人广西约有5000人,这些人中只有500人每年能获得合理的治疗,有些企业长年拖欠职工的治疗费,每月只给两三百元的营养费,而一名住院的矽肺病人每月的花费约需2000~3000元。脆弱的防护基础 上述的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的职业病悲剧暴露出一个共性的难题:如何采取有效预防手段,避免乃至及时发现职业病的发生。 近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实施,职业病防治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但由于防护基础薄弱,一些企业由于经营困难拿不出钱给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监护,而职业病防治服务机构也因经费不足无法对困难企业进行免费的职业病防治服务和体检,职业病对职工的危害形势依然严峻。同时,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多,没有固定的用人单位,接触职业病危害后没有人负责,形成了分散在乡村的新职业病人群,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所所长葛宪民向记者介绍,作为全区最高级别和全国惟一差额拨款的职防机构,他们深感责任重大但又觉得力不从心。他无奈地表示:“需要救助的困难患病职工还很多,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职工也需要吃饭。”为了使困难企业的劳动者和流动职业病危害接触者能得到及时的职业健康检查监护和治疗,有关部门向政府建议筹建“困难职业病患者救助基金”,希望财政拨款200万~300万元,由职防机构每年免费为20~30个特困企业、5000~10000名农民工及困难职工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及为200~300名困难病患提供治疗。但由于种种原因,基金至今未能成立。两个设想 葛宪民说,为从源头上有效预防控制职业病危害,广西壮族自治区职防研究所向有关方面提出了两个设想。一是统一制定职业卫生行政许可审批制度。职业病防治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部门。建议国家统一制定职业卫生行政许可审批制度,把职业卫生许可作为发展改革、劳动保障、安监、工商及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建设项目、年检的前置条件。规定建设项目未经卫生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和审核同意,有关部门不得批准项目立项。虽然《职业病防治法》已有类似的规定,但有关部门协作机制还有待加强。如此一来,许多工作都能做到未雨绸缪。 其次是国家应该建立省际间职业病防治工作协作互动机制。当前,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家跨省外出打工,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农民工打工期间患职业病后大多返乡治疗,而职业病诊断需要取得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资料和用人单位支付职业病诊治费用,这都需要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执法监督机构协助才能进行。为及时、有效救治外出打工患上职业病的农民工,解决用人单位拖欠职业病诊治和赔偿费用等问题,建议国家建立省际职业病防治工作协作互动机制,避免相互推诿及用人单位拒付医疗费等现象发生。 葛宪民最后希望今后防护职业病能真正从源头抓起,让那些为生活奔波的人们不再将生命作为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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