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木
社会在最初触摸一项带有革命意义的制度创新时，总免不了会在理解上走一点弯路，新的制度毕竟不是空降于思想真空中———以革“审批经济”命这一创新姿态面世的行政许可法才实施两三天，跟旧体制有着某种千丝万缕联系的消极情绪就流传开来：既然行政许可法预设了有限政府，政府不是万能的，那么公众向政府反映问题要求解决时，政府似乎就可
以回避和拒绝。这种误解在广州首日的《行政许可法》宣传咨询会上就得到了显现。说是新法咨询会，最终却变成了问题投诉会：真正前往咨询的市民只占了少数，而多数群众则纷纷抓住时机手提材料袋前往投诉，涉及内容包括环保、住房、医疗等多个方面，不少人在街头看到有咨询会后，马上回家拿材料赶来投诉。
工作人员对“咨询会”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市民之所以都赶来投诉，在于不少市民认为政府的职能是万能的，无论什么问题找政府就一定能解决，其实现在政府的职能已从管理性向服务性转变了———言下之意很明显，对于这些投诉，“已从管理性向服务性转变”的政府是可以不接收的。
毋庸置疑，这是对审批终结后时代政府职能转变的极大误解。行政许可法终结的只是“公章”及其代表的审批，政府对社会问题负责的这个职能一点也没减少，相反是更大更体贴了；《行政许可法》的核心在于限权———约束过大过广的权，而没有减责。
不让设卡收费了并不意味着可以甩手不管事了。从国家与社会的契约关系来讲，管事是政府的天职，老百姓遇到麻烦，社会遇到问题了，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找政府，政府能解决的要解决，不能解决的要协调各种社会力量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气力出台《行政许可法》呢？无疑，是为了限权。政府的权力天然地大于企业或个人，因为政府可以有各种老百姓没有的手段，比如征税、使用警察和军队；给定这一权力，政府对经济社会随意干预的倾向很难自我抑制，设卡乱收费就是一例，所以需要一部法律来约束政府行政权力的任意扩张。有了《行政许可法》后，政府手中拥有的权力就从过去的“积极”变成了“消极”。
“消极”意味着在治理社会事务上不能随便扰民了，不能扰民，那如果“民”主动找上门来要求解决问题呢，能不能推脱？能不能拒绝？不能！还是那句话，限权没有减责，老百姓遇到问题不找政府找谁去？政府有义务为维护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承担起种种责任。看看西方一些被“坏的市场经济”笼罩的国家：产权受强盗或“黑手党”的掠夺，许多问题流行以潜规则解决，地下黑势力非常猖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公众遇到许多问题找政府时政府无能，合同无法有效执行，纠纷不能得到公正解决等等，问题就自然转入地下，转轨中正在承受“阵痛”的俄罗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
《行政许可法》限制了政府的行政审批，政府少了很多公章，并不意味着政府轻松了，相反，公章少了，政府的担子更重了，需要更大的政府智慧来治理社会。（侯颖／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