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尉天纵
今年是南开建校一百周年。4月间，北京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了百年南开校史展览，参观者众。南开的成就逐渐受到社会关注。
人们想到南开大学曾经拥有的大师级教授姜立夫、饶毓泰、何廉、蒋廷黻、张彭春
、陈序经等人，已逝的吴大猷、曹禺，健在的陈省身等大家便是出自他们门下。南开中学的成就更令人称道。一本以抗战时期重庆南开中学校园生活为内容的回忆录———《沙坪岁月》，以生动翔实的材料告诉人们：过去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是怎样造就出大批人才的。学者谢泳最近在《新闻周刊》、《文汇报》上撰书评，不无感叹地说：“我常常为那些前辈深情的回忆所感动，那样的岁月何时才能再回到我们的生活里来呢？”
在中国各类现代学校中，南开的成立不是最早的(1904年)。但是，她却能够迅速地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声誉鹊起，这实在是一系列条件促成的结果。可以说，因为有了这些条件才产生了南开。而在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和一位好校长。
南开诞生于清末，成长于北洋政府时期，她的发展与辉煌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众所周知，北洋政府的掌权者大多是军阀。这些人文化水准不高，有些甚至是文盲或半文盲。他们打来打去，争的是权力和地盘。对于教育他们既不懂，也不感兴趣，这倒反而为这个领域留下了较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于是乎，一二十年间各类学校纷纷兴起，很多有志教育的人士也得以一展长才。当时一方面是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则是教育界的百花齐放，迅速发展，很多名校大多是在这一时期打下的基础。1928年以后，国民党执政，对教育加强了控制，但这一举措从一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和抵制。就中学而言，当时的教育界已经形成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三足鼎立的局面，对后两类学校，国民党的控制比较宽松，管得少或基本不管。因此，当时的名校不是私立的就是教会的，公立学校(包括国立、省立、市立等)中很少出现名校。可见，好的学校决不是靠行政力量“管”出来的。管得太多，控制得太严，适足以扼杀学校的生机。而南开正是在这种比较宽松的大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办学风格和传统。
当然，有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不等于所有的学校都能办得好。那时有个现象：最好的学校和最差的学校(民间讥之为“野鸡学校”或“学店”)都是私立的。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这就要看有没有一位好校长了。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早年就读于北洋水师学堂，所受的教育是中西合璧，而以西学为主。甲午以后投身教育，立志以教育救国。从接办严氏家塾开始，数十年间，锲而不舍，孜孜，为办南开献出了毕生精力。为了办好学校，他数度出国考察，了解世界教育发展大势，从而建立起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他学识丰富、德高望重，不仅自己能教多门课程，更重要的是能挑选和培养出一个高水准的教师队伍和一个精干、高效率的办学班子(当时南开有“四大金刚”，即喻传鉴、伉乃如、孟琴襄、华午晴四位先生，他们都是张校长的得力助手)。没有这些，南开的成就也是不可能取得的。
近二十多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民办学校，其中有些物质条件远非昔日的南开所可比拟，这样的学校今后还会出现不少，但他们和南开根本不属同一类型。因为如果只把学校当成产业来办，这样的学校，说白了，只是豪华的“学店”而已。
面对当前问题丛生的教育事业，不少人都在问：南开昔日的辉煌能否再现？这自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然而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南开的成就需要一系列的条件，条件不具备，就不会有南开。广而言之，任何名校得以产生，都离不开这些条件。而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要实现这个愿望，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资深中学教师，重庆南开中学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