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原市委书记为首襄樊百多官员相继落马(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04日16:47 海峡都市报

襄樊市原副市长赵振因涉嫌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受审

7月1日，襄樊市原常务副市长赵成霖受审

　　7月1日，涉嫌受贿70余万元的襄樊市原常务副市长赵成霖在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此前的6月9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襄樊市原副市长赵振涉嫌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他们都是原襄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楚寅官员体系里被审查的11名厅级干部成员。

　　与此同时，湖北省委组织部与新一届襄樊市委正在进行一场涉及处级官员任用的“前所未有的政治改革”。

　　襄樊市委书记阮成发表示，近两年的孙楚寅腐败案共有100多名官员“落马”，主要原因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失去监督，尤其是市委书记。阮成发到襄樊赴任，首先推行县处级正职干部任用的改革。多位襄樊官员向记者表示，这场改革是襄樊政界继腐败地震后的又一轮冲击波———腐败是“破坏性”的，而干部制度改革是着眼于未来的、“良性”的。

　　“烟草政客”因烟落马

　　赵振，49岁，据介绍，赵振在襄樊有“烟草政客”之称，很多人喜欢把他比作前云南“烟草大王”褚时健。他到襄樊卷烟厂任厂长时只有39岁，此前业绩平平的襄樊卷烟厂因他到来开发出了“金鳄”等名烟，销路一直很好。赵振随即受赏识，先后任襄樊烟草专卖局局长、襄樊市烟草公司经理；1999年1月起任襄樊市副市长，分管工业、交通、商业、烟草等要害部门。

　　赵振因制烟而升迁，也因烟草而获罪。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称，其在担任襄樊卷烟厂厂长、襄樊市副市长期间，单独或伙同妻子冯卓琼多次收受他人贿赂，钱物折合97万余元；另有159万余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6月9日的庭审进行了5个多小时，法庭并没有当庭宣判。令人感觉匪夷所思的是，赵振在受审时虽然身着囚服，却面带微笑地向旁听席挥手，其妻冯卓琼则在大多数时候面无表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赵振一案是2003年初暴露的，当时纪委和检察部门在调查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的经济问题时，意外发现广东个体烟叶商梁增瑞曾送给孙一笔5万元的贿金。侦查人员对这一事实进行深入调查时，梁某供认，除向孙楚寅行贿外，他曾多次向当时分管工业的副市长赵振送钱物。2003年3月，赵振被湖北省纪委“双规”，两个月后被执行逮捕。

　　对存单现金来者不拒

　　据检察机关查实，梁为了请赵帮忙催讨烟叶款并达到长期与襄樊卷烟厂做生意的目的，先后6次向赵行贿，共送人民币18万元及价值1.8万余元的音响一套；前后5次以礼品夹带现金的方式，向赵妻冯卓琼送上人民币45万元，其中最大一笔为27万元。

　　刚担任襄樊卷烟厂厂长的赵最初有过防线，虽然平常对各种贵重礼品来者不拒，但当梁第一次送2万元现金给他时，曾被赵拒绝。不久，赵考虑到梁在与烟厂的生意中可以赚很多钱，心里有点不平衡，而且梁再三表示“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说出去”，也就不再坚持原则了。1995年1月，赵在家中收受梁送上的5万元。同年1月26日，经赵签批，襄樊卷烟厂付给梁烟叶款270万元。

　　1998年10月22日，梁为了请赵帮忙催要烟叶款并关照多做些生意，在广东一家银行以冯卓琼提供的赵振母亲的名字开户，存储了一张27万元的存单。随后，梁将此存单送给了冯。

　　2000年11月，时任襄樊市副市长的赵在北京学习。梁恰巧也在北京。梁请赵帮忙做襄樊卷烟厂的工作，催要烟叶款。赵当即答应，并接受梁送的3万元。

　　另一个向赵夫妇送钱的商人杨某，其行贿的手法跟梁几乎完全一样。

　　1996年初，襄樊卷烟厂进行技术改造，需要进口烟机设备，经赵同意，杨某成为该厂烟机进口代理商，为感谢赵的关照，杨将3万港币装在一套西服的上衣内口袋中，并于当年5月将西服送到赵家，事后，赵在试穿西服时发现了3万港币，并交妻子存入银行。第二次，赵去意大利考察途经深圳，杨某赶到赵所住酒店，送上1万美元。

　　襄樊最大的腐败窝案

　　赵振只是襄樊腐败官员的一个缩影，2003年，以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楚寅为代表的74名领导干部涉案，其中仅该市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就有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被称为襄樊市“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窝案”。

　　这些人中，包括原襄樊市市委书记孙楚寅，原襄樊市常务副市长赵成霖，原副市长赵振，原市人大副主任张克禄、刘有庆，以及原市公安局长柳维志、原市建设局长刘顺学、原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玉国、襄樊市两任交通局长陈琦及魏伟等人。

　　其中，赵成霖曾收受70万元的贿赂款，此外他还收受空调、按摩椅和高级手提电脑，为此办理权钱交易。原谷城县副县长邬培高先后给赵成霖送了23000元，而他的官职也从副县长变为襄樊市卷烟厂副厂长、厂长，直到襄樊市汽车产业开发区副主任。另一买官者刘润英在1998年春节到2002年春节以拜年的名义，先后5次在赵成霖家送给赵24000元人民币，刘也如愿在送钱的第二年被任命为市财政局总会计师、党组成员。

　　干部想要升迁，商人想要政策。相比之下，赵成霖无疑更欣赏商人的阔气。北京泰跃集团公司顾问王飞龙是给赵送礼次数最多、数额最大的一个，达到30余万元，赵成霖无一例外全部“笑纳”。

　　赵成霖59岁，曾先后担任宜城县委书记和襄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据检察机关的指控，他的腐败是从1996年1月担任襄樊市副市长的时候开始，一直延续了近8年。

　　“卖官书记”终落马

　　襄樊市有580万人口，有汽车、纺织、医化及高新技术四大产业，无论从人口还是从经济角度看，都是湖北第二大城市。

　　在襄樊市委、市政府及市公安局所在的几条街道上，记者发现了100多家装修豪华的名烟名酒店，除国产名烟酒外，各种洋烟洋酒并不少见。知情人说，在襄樊，以前给领导送礼拉关系、跑官要官的风气甚浓。因为送礼被当成小节，并不构成违法，官员们大多笑纳，有的官员将礼物收下后再转卖到烟酒商店，收入也颇丰。像赵振夫妇用这种手法就纯赚37万元之巨。

　　早在2002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敏感地嗅到了“地震”将来的气息。因为很多市直单位的“一把手”被撤换，随后，市委书记孙楚寅被免去襄樊市委书记一职，由原湖北省政府秘书长阮成发接替。

　　据称，新组建的襄樊市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全市范围内发出呼吁，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检举、揭发以孙楚寅为首的前市委主要领导和与其有牵连的干部的腐败事实。

　　孙在担任市委书记的5年间，襄樊出了几起影响很大的腐败案，辖下枣阳市两任市长先后出问题，前市长谭先龙携公款600多万人民币潜逃海外，接任的女市长尹冬桂又牵涉经济问题被捕。而孙“落马”后也交待，原枣阳市委书记曾宪荣曾经向其买官。

　　孙最终东窗事发，据说是源于襄樊市人大副主任刘有庆腐败案，2003年刘因收受他人财物共46.3万元而被判12年，他在审查中也供出了向孙楚寅行贿买官的情况。

　　伸手索贿家人齐上阵

　　据介绍，上世纪70年代初，孙楚寅曾是老河口市（襄樊下辖县级市）动力厂技术员。“文革”结束时被提拔为该厂副厂长、厂长，80年代初，党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孙正当盛年，拥有大学文凭，很快被提拔为老河口市经委主任。孙先后担任过襄樊市经委主任、襄樊市委副书记、政协主席、襄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襄樊市委书记等职。他的发迹背景与原襄樊市常务副市长赵成霖如出一辙，赵早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1975年9月担任老河口市缝纫机厂厂长，1984年任老河口市市委常委、副市长，1992年1月任宜城县委书记，1994年任襄樊市委委员、副市长，1999年1月任襄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孙楚寅一案目前尚在审查中，虽然还不知晓其是如何走上卖官之路，但那些买官得逞的干部上任后，开始寻求更大程度上的权力寻租。他们不仅亲自伸手索贿，还发动家人加入，比较明显的是原襄樊市副市长、掌控经济大权的赵振夫妻，原常务副市长赵成霖还让妻子张玉琴和儿子赵播参与索贿。而那些送钱的人，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关照。

　　记者在襄樊调研期间获悉，2002年底孙楚寅被“双规”后，即交待了向他买官的多达几十人的名单。2003年3、4月间，赵成霖得知有关部门在调查其问题后，陆续将赃款退还给相关人员，同时向襄樊市政府办公室上交75000元人民币。案发后，中共湖北省纪委追缴了全部赃款、赃物。

　　资料显示，襄樊市的反腐风暴到2003年上半年达到高峰。这段时期内，襄樊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399件401人，处分233人，其中涉及科级以上干部36人，其中已经查结处分的县级领导干部9案11人。

　　干部制度改革大幕拉开

　　襄樊反腐败余震未息，干部制度改革已拉开大幕。

　　去年底，襄樊市委拿出市交通局长、农业局长、旅游局长和粮食局长四个职位进行公开选拔，要求全市所有任职副处级2年以上、年纪52岁以下的符合资格的人全部报考，4名被选中的干部已于半年前上任。按照约定，这4名干部每届任期5年，一年考核一次，如果没有通过，就会被免职，回到最初的副处级岗位。与其它方式上任的局长不同的是，他们每月有2000元津贴，襄樊市委决策层希望凭此举来“保证高薪养廉，让他们不伸手”。

　　今年，襄樊市又拿出教育、卫生等7个市直重要部门局长和2个市（区）长职位进行公开竞聘。其中市（区）长职位参选范围扩大到了湖北省直单位和襄樊市。

　　“即使没有孙楚寅腐败窝案，襄樊的干部制度改革也会稳步推进，因为这项工作我们开展得有些年头了，几年前我们市还在全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交流会上做过经验介绍。”襄樊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黄光强对记者说。

　　但不可否认的是，孙楚寅买官卖官案使襄樊吏改骤然加速。

　　《襄樊晚报》副总编尚正友说，孙楚寅案让人们看到了党内“一把手”腐败的严重性。买官卖官的实质是“任人唯钱”而不是“任人唯贤”。在一方官员大范围涉案的被动情况下，汲取一些经验教训，大刀阔斧进行干部制度改革相当有必要。

　　湖北省委党校一位姓周的教授表示，在目前的干部制度下，“官本位”的文化积淀依然非常深厚，“一把手”一手遮天的局面在一些地方比较普遍。在这种情况下，襄樊的公推公选方式为湖北政坛吹来了一股新风。

　　全新选拔制度正在形成

　　襄樊当地一些干部反映，公推公选县市区长推荐人选，提高了干部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克服了过去不同程度存在的“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弊端。

　　襄樊市委组织部杨少波说，襄樊市共有30个政府部门，去年和今年已经拿出11个部门进行公选，虽然不敢说一定有很大效果，但至少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试验。经过三次公开选拔县级干部的尝试，襄樊政界一种全新的选拔制度正在形成。

　　著名社会学家、武汉大学社会系教授周运清评价说：“通常的干部任用方式有三种，一种是传统的干部选拔方式，即通过组织部门考察，让有才能者尽用其才；第二种是领导自己去考察选拔下属，然后通过组织程序予以任用，但这种方式比较单一，毕竟各级领导干部的眼光有限，这样会造成很多人才发现不了；第三种是通过隐秘的、地下的方式，通过付给当权者金钱、实物等方式来获得舞台和空间。而襄樊的改革之所以有意义，不仅在于它避免了‘一把手’的权力滥用和‘任人唯钱’，更在于它使更多的人才通过竞争来获得施展的舞台。对他们而言，是抓住了人生机遇，而对老百姓而言，也是莫大的福音。”

　　N《三联生活周刊》程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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