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透露，按照规定，村支书不能同时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但2003年开始，在阜南县，村支书可以同时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而袁集镇约有六分之一的行政村是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的。而张金彪自2001年就兼任村委会主任。

　　　　自张金彪主持宁大村的工作后，首先架空文书袁加海，“不让他做账，什么事都不找他，开会也不通知”。在袁集镇，村干部开展工作的方式是包片负责，而张金彪安排其他人到袁加海分管的辖区内主持工作。村支部委员兼民兵营长陈长华断断续续地在村委会工作。到2003年二三月份也彻底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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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架空村支部和村委会的各成员之后，张金彪开始自己聘请几个人开展工作。但差不多一两年换一次。在出事之前，宁大村委会的架构是，张金彪为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另外聘请的王绪连和王广芳分别为支部委员和计生专干，还有刘永德为文书。

　　　　按照规定，文书是管账的。但刘永德称，自己只是“名义上的文书”，并不管账，只是跟书记跑跑，计生专干和支部委员，“也没有明确做啥工作”。刘的工资也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给多少也是不一定的。

　　　　正因为如此，刘对高速公路征地以及补偿款问题一概不知。刘说，村委会也没有办公场所，广播室原本就在张金彪家里，后来连同张家的老房子一起卖给村民张玉华，但现在村里有什么事情，还是集中在广播室里。

　　　　而广播是张的“舆论工具”，张金彪经常使用广播漫骂他人。

　　　　粗暴支书缘何“吃香”

　　　　杀人的张金彪曾被评为2001年度先进党支部书记，今年年初也获得表彰。“镇里喜欢‘雷厉风行’的干部，也不管做事的方法。只要完成收费任务就是好干部”

　　　　“张金彪之所以最后被任命为村支书，是因为镇政府的用人取向是，喜欢具有一定家族势力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才好开展农村工作。”李汉标说。

　　　　张金彪在阜南县检察院、阜阳市交通局、阜阳市电信局都有亲戚，而且张为人强悍，正好成为镇政府的合适人选。6月17日，袁集镇党委书记孙雪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评价，张金彪的工作能力很强，能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因此，2002年春天，张金彪还被评为2001年度先进党支部书记。在今年年初的全镇“三干(镇、村、队三级干部)会议”上，张也获得表彰，但因为没有得到奖金，只得到奖匾，张当场将奖匾摔碎。

　　　　“镇里喜欢‘雷厉风行’的干部，也不管做事的方法。只要完成收费任务就是好干部，不管是抢来的还是怎么来的。也不问群众的意见。”安徐村支部书记苑学珍说。

　　　　而2000年推行税费改革后，除了国家征收的农业税以外，不得再有其它收费项目。但镇里收入大减，因此仍然下达变相的收费任务，如超生的社会抚育费、殡葬改革费，以及土地使用费等等。

　　　　“超生的社会抚育费，以前是大面积收取，现在范围小了，征收的标准是一个人口5元，如安徐村有2500人，那么，社会抚育费为12500元。如有人超生，就分摊这12500元。但如果没有超生的，也要完成这个任务。”苑学珍说。

　　　　其次是殡葬改革费。每年镇里按照每1000人死亡5人的比例下达任务，每死亡1人缴2000元。如果火葬的，不能罚款。只有土葬的才能罚款。但无论如何，村里都要完成这个任务指标。三是土地使用费，凡扩大建房面积的、在耕地上重新建房的，都要交钱。

　　　　“最难征收的还是农业税，尽管农民负担由原来的人均一两百元减到现在的二三十元。这都是过去的农村工作遗留下来的问题。”苑学珍说。

　　　　据了解，税费改革之前，除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之外，镇里还给各行政村下达繁杂的收费任务。而且不根据实际定任务，完不成任务的就免职。所以村干部都是借钱垫付完成任务。开始以为一两年就会好转，结果年年如是，村干部都骑虎难下了。

　　　　“现在，一般的行政村至少都欠十七八万元的债务，有的是贷款的，有的借农户的、亲戚的，以及拖欠村干部、生产队长、镇里蹲点到村的老干部的工资等等，这些人都拒缴农业税。”苑学珍说，

　　　　在袁集镇，最为激烈的问题是，税费改革后，袁集镇变相加大农民负担，即将村民的承包地亩数由原来的41219亩增加到44583亩，共增加3363亩。记者就此问题采访袁集镇党委书记孙雪芹时，孙却一口否定，“这不是真实的”。

　　　　但袁集镇各行政村均就此出具了证明材料。而被加大的土地亩数又分摊到各个农户的头上。以前炉村的朱超贤为例，安徽省农村经济办公室印制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示，朱超贤家的承包土地面积为4.42亩，但在2001年6月5日发的农业税缴费通知单上，朱超贤家的“被核定的农业税计税面积”为5.465亩。

　　　　而在今年的农业税缴费通知单上，干脆没有了“核定的农业税计税面积”这一项目，只有上缴的农业税一栏，计税为181.41元。朱超贤分析说，因为镇里怕他们上访。

　　　　为此，朱超贤自2001年至今，到阜南县上访30多次，到阜阳市20多次，到省里11次，到北京9次。朱说，信访办的人或写信或打电话到阜阳，但没用。“信访办的人还把温家宝的签字(在朱的上访材料上)给我看，但转到地方就没用了”。

　　　　2002年，朱在自己家里被打，打手是开车来的，其中一人为袁集镇派出所聘请的治安员常大龙。而朱超贤在被打之后，仍然进京上访6次。因为上访，朱前后举债1.7万元，另外还借了1000斤麦子，也是卖钱用于上访。

　　　　朱超贤距今的最后一次上访是在今年的4月份，结果被阜南县、袁集镇及其所在村的村干部一行五六人从北京接回来，但是他们“啥也没有说”。

　　　　而在朱超贤被打前的5天左右，多次与朱一起上访的新桥村村民刘永端也被打成重伤，医疗费花掉上万元，刘至今不敢回家。而打人者就是新桥村村支书的儿子。

　　　　恶支书倒台后的宁大村

　　　　现在，袁集镇已经任命70岁的王绪道为村支部书记。从1957年到1999年8月，王一直为宁大村支书。而王在任期间，也欠下债务。如今宁大村面临的难题是，新的村委会该如何组建

　　　　据透露，镇里在考核村干部时，上述种种收费任务是最主要的考核项目，因此产生了很多工作作风粗暴的村干部。

　　　　“实际上，这些工作应该是计生、税务等职能部门的任务，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是为村民服务的，而不是对上的。”苑学珍说。

　　　　而村民反映，张金彪却利用征税收费之机，乱收乱罚、随意截留，迅速聚集个人财富。2001年，张在105国道旁边建了一座楼房，临街共有5个店面。据知情人士透露，张当初在105国道旁边建房时，袁集镇土管所再三阻止，但镇党委书记孙雪芹以建村委会的名义批准。

　　　　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张家购置了一辆桑塔纳轿车，两部货车。而此前张家的正规收入只有两个渠道：一、张在自家楼里建了一间澡堂，一年当中，约有4个月的生意，成人收1元钱，儿童半票。二、张在1998年建一个养鸡场，但一两年后，因亏本停产，直到去年才租给他人改为面粉厂，年租金为4000元。

　　　　村民反映，张金彪在任期间，各种收费都是随意的。计划生育罚款，有的是三四千元，有的七八千。不实行火葬的，罚款也是三千到五千元钱不等。

　　　　有据可查的是，1994年左右，修建105国道，经过该村，国家给予的补偿为3500元／亩，分几次发放。张金彪上任以前，补偿款全部到位，但张上任以后，剩下的40％补偿款至今没有发放。张金彪谎称国家没补偿，但镇里表示已经发放，而其他村也都已经发放。

　　　　另外，按照规定，任何人不得在耕地上私自建房，但在宁大村，只要交给张金彪1500元钱(少数1000元)就可以在耕地上建房。据统计，全村有这样的建房户57户，张共收取79000元，但上缴给镇里仅为6000元。张自己的住房、养鸡场几乎用尽了自家的承包地。所以，高速公路没有征收张家的承包地，但张家可以分得补偿款，而且在调整土地时，张家也没有承包地拿出来调整。

　　　　村民还反映，只有外出务工者才需办理“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但张却鼓励没有外出就业者也办理该登记卡，理由是当年可以不出义务工，而办一张登记卡要交50元。据称，张金彪卖了两年登记卡。

　　　　目前，阜南县审计局正在对宁大村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问题进行审计，据知情者透露，仅张金彪一户就多报6亩，张在高速公路这一工程中，私吞二三十万元补偿款。

　　　　张金彪终于走到了尽头，而宁大村正在发生的悄无声息的变化是，有三股势力想争取进入村委会。

　　　　一是“有点头脑”的普通村民，开始到镇里打点；二是由张金彪聘任的两个人想保留在村委会。而他们的目的是，“袁集镇与阜阳市接壤，以后肯定要开发，比如投资商要投资，需要征收土地，就要找村干部，或多或少会给点钱”。另外的诱惑是，“村干部大小是个官，在农村有面子”；三是早先进入村委会而被架空回家的老成员。

　　　　“他们(指被架空的村干部)真正目的是想控制村里的钱，为他们还债，因为在税费改革之前，为了完成上面的各种任务，他们借了很多钱，这些钱还没有还，但借款人向他们追款。”宁大村一位村干部酒后吐真言。

　　　　现在，袁集镇已经任命王绪道为村支部书记，而王已是70岁高龄的老人。从1957年到1999年8月，王一直为宁大村支书。而王在任期间，也欠下债务。1996年，袁集镇给宁大村下达的殡葬改革的任务是35000元，王绪道和张金彪向个体户徐恩富借款35000元，交给镇里。然后，村里给各个村干部下达任务，凑齐了35000元。但这笔钱并没有用来偿还徐恩富，而被张金彪私吞。于是徐恩富与村委会打官司，结果村委会败诉，王绪道要偿还其中的一半。这笔钱，王至今无力偿还。

　　　　如今宁大村面临的难题是，新的村委会该如何组建。“30岁以上的村民很少读到初中毕业，20多岁的虽然读了初中，但因为教学水平低下，很少达到初中文化水平。尽管如此，年轻人全部外出务工。”袁集镇政府一名官员说。□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鲍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