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提起北京，大多数人想到的第一个画面是：天安门。

　　在国外，提起北京，大多数人想到的第一个画面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

　　但在全世界的视野中，天安门仍然屹立着，那座古老的城市却正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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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在一个名为“文化北京何处去”的主题会议上，与会的大多数人士带着近乎悲哀和绝望的心情，决定向正在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提交一封公开信，希望世界遗产委员会能够敦促中国政府，履行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的义务，真实、完整而全面地保护古都北京，停止在古城内部的一切拆除、迁建、改造和道路拓宽活动。

　　正在苏州举办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内容之一，就是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的保护状况不善的世界遗产现状进行评估。本次中国有5项世界遗产被列入评估名单，其中之一就是北京明清皇宫。

　　这已是紫禁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17年来，受到的第二次评估。两次的理由均为：面临巨大的现代化压力。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曾被称为“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的北京古城，不仅在内部经历着巨大的思想变革，更在外观、规模和形式上经受着永劫不复的形式涤荡。这种涤荡的强度和广度，是战争和自然灾害中可能受到的遭遇都无法比拟的。

　　之所以选择向世界遗产大会提交公开信，建筑大家梁思成之子、著名民间团体“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说：“除此之外，我已不抱任何希望。”

　　早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着手在紫禁城东面修建规模庞大的“东方广场”时，梁先生就曾向一位中央领导人写信呼吁“罢手”。这位领导人亲自打电话到梁家，无奈地说：这件事我也无能为力。

　　就在最近，北京西城区一处保存完好的公府、孟端胡同45号面临拆迁的命运时，梁先生又亲笔写信向北京市领导人呼吁“停拆”。这位领导人只是指示开发商：你们去和梁先生沟通沟通。

　　“我和开发商如何能‘沟通’呢？只能是———沟，而不通。”这位已年逾古稀的老人无力地垂下头。那座院落没能因为他的信件和“沟而不通”的讨论得以逃脱，仍然即将被拆除。梁思成50年前经历的种种失败，在他的后代身上延续着：城墙、城门、城楼、街道、胡同、院落……仅仅62平方公里的明清古城，由外及内地、愈来愈快地被吞噬着。

　　76岁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志华，和两代梁先生共同经历了保护古城的各种行动。近50年来，他的结论是“越来越没有办法，越来越没地方说话，话也越说越难说”。他不断地用手拍桌子来代替因哽咽而难以发出的声音：“是不是在政府眼里，我们这些呼吁保护古城、反对大规模拆除胡同的人都是神经病？！”

　　促成大家决定送交公开信的理由之一，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北京市“北中轴路整治一期工程”，即由旧鼓楼大街向北至北二环路及鼓楼西大街东口的道路拓宽工程。这段道路位于古城的中心地带，是构成北京古城基本格局的骨架之一。伴随着道路的拓宽，便是对沿街民宅和店铺的拆除，其中绝大部分是传统的四合院落，居住着世世代代的老北京人。

　　在经历了去年下半年大范围的旧城内拆迁后，由于各界人士强烈呼吁，北京市政府在今年初修编了城市总体规划，基本上认同了知识界和民间古城保护人士的观点，不再在老北京城内进行大的建筑工程，而将更多的现代化建筑放在老城以外的区域进行。

　　但就在大家打算松一口气时，这项快马加鞭进行的项目使他们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

　　保护古城的主战人士、新华社记者王军说。“1965年拆除城墙的情景正在重演。”

　　1992年，紧靠故宫的北河沿地区拆迁时，有人这样说过；

　　1994年，复兴门内大街的金融街项目确立时，有人这样说过；

　　1997年，王府井地区改造、兴建“东方广场”时，有人这样说过；

　　1998年，国子监附近的大格巷胡同、“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成立保国会的粤东新馆被拆除时，有人这样说过；

　　2000年，著名的明末清初院落美术馆后街22号院被强拆、蔡元培故居的院墙被毁掉、崇文区、宣武区都开始进行大面积拆迁兴建现代化商业区时，也有人这样说过；

　　2002年，地处古城中心的南池子大部分传统院落被拆除时，有人这样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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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两个月前，作为文物的唐绍仪故居———北京东城区麻线胡同3号院被破坏，人们还是这样说。

　　但在主保派人士眼里，这一次更加严重。

　　“这是‘新北京’与‘老北京’的最后一场较量。”王军说。“鼓楼一线，可以说是老北京仅剩的相对完整的净土。”

　　此段道路的拓宽，不仅意味着自元代以来的老北京整体格局和尺度的重大改变，更意味着旧城势必要承担更多的城市功能，如交通、商业及就业，随之而来的是相邻道路的拓宽，更大范围的胡同拆除，更多的人被迫迁往郊区生活，以及更大规模的道路拓宽……那将是周而复始，无法控制的。

　　据民间保护人士的不完全统计，短短10年间，上世纪80年代初还几乎保存完整的3000多条北京古城胡同，仅剩下1200余条。这块仅占北京城区面积5．9％的土地，800多年老城兴衰的见证、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遗迹，却无法逃脱一浪高过一浪的现代化建设大潮。

　　“我真是想不通啊！”王军说，“想不通这么大个城市，怎么就，就容不下这么一点儿地方。经济增长全靠拆掉古城吗？”

　　在这势不可挡的大潮中，保护者的声音总是微弱的，但他们的目标却越来越“宏大”。他们从保护一个个具体的院落和胡同的呼喊中踮起脚尖，惊讶地发现，在一次次失败后，能够找到的老北京城已经越来越少了。

　　“我们呼吁将北京古城，也就是二环内剩余的全部胡同和院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而不再划什么保护区，不再挂什么保护院落，不再管是不是文物。”著名民间保护人士华新民女士说，“我们没剩下什么了。但更不能因为已经拆了城墙、城门、城楼，已经拆了那么多值得保护的胡同和院落，就破罐破摔，把剩下的接着拆光。”

　　她拿出一份《北京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图》，用指尖一点一点地抹着：按照现在的态势，除了众所周知的故宫、天坛、景山、雍和宫等皇家园林和建筑，其余的都会被拆掉，多可怕啊！那样的北京，还是北京吗？还是古都吗？

　　“我们要的是一个文化意义的北京，一个有文化味道的北京，不是单纯的一堆皇家建筑，再附加一串无用的称号。”她说。“保护古城到了唱国际歌的时候”，这样的声音在京城喊了很多年，但就在人民及保护人士日益强烈的反对声音中，那个史书中记载的、曾经真正地存在过上千年的城市，在这沧海一瞬的10年间，已经一点点从我们生活的地球表面消失了。

　　2003年9月，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老先生亲笔向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再次呼吁加强对老北京城的整体保护。

　　“看过谢老这封信的人，都还记得他的最后一句话吗？”陈志华老先生仍然用手指敲打着桌面，他的眼圈儿红了，头深深地低下去，似乎是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颤抖着说：“他说要‘以身殉城’啊！”

　　会场安静下来。

　　一封公开信在这样的气氛下完成了。虽然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个举动是否能给目前的“抢救古都”行为带来实际效益，但他们觉得需要“对得起知识分子的良心”，只要还有一丝希望，就不能让后代指着一片想像中的城市说：从前，有个地方叫“北京”。（记者江菲）（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