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健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董藩一直关注政府改革，对党政领导干部出国培训做过一些调查。
董藩认为，最近几年，国家派出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出国学习，是很有远见的做法
。干部培训应该更加注重专业培训。“以前的党政领导干部培训，一些课程缺乏具体的针对性。”董藩说，经过出国培训，课程针对性更强了，“干部缺什么，出国就培训什么；干部回来干什么，出国就培训什么，教育方式和手段有了很大的提高”。
“党政领导干部出国培训，是一种基本素质的培养。”董藩认为，党政领导干部的这些素质会在工作中慢慢体现出来，影响周围的人，培训的效果将得到复制和进一步扩大。
董藩说，党政领导干部出国培训是好事，但应该采取措施规范这种培训方式，防止出国培训成为一种旅游或福利待遇。
第一，规模不要过大，管理要严格。虽然更多的官员增长见识、提高素质，对政府来说是一件好事，但要考虑财力问题。据媒体披露，中国高官在哈佛培训7周的学费为每人20万元，虽然这个项目据说是企业赞助的，但其他项目却可能是由纳税人掏腰包。
董藩认为，现在急需进行境外培训的，应是厅局级领导。“据我了解，有个沿海省份，3年中有54名厅局级、1325名县处级党政官员，到欧美发达国家接受为期3个月以上的培训。当地还在新加坡一所大学培训了1090名官员，在香港等地也有一些培训项目。这显然有些‘大跃进’的味道。”
第二，改革筛选培训对象的方式。董藩建议，除了根据政治表现、岗位需要、行政级别、外语水平、学历层次等对培训对象进行综合考虑外，还可由国外培训机构进行心理测试，筛选出有魄力和改革意识的人，进行外语和专业知识考试，把真正有培养价值的人送出去学习。
第三，要改革培训方式。比如，要考虑将出国培训方式和师资力量培训结合起来，培养一批老师，建设案例库、情景模拟室，录制专题片和授课录像，请外教，同时运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制作网上行政培训系统，简化培训程序，提高培训实效。
董藩说，可以依托国内高校中的MPA培养基地或行政学院对官员进行培训，甚至可以考虑成立中外合作的培训机构。这样可分流需要培训的官员，降低开支。
第四，应考虑取消市县级境外培训项目。“这可不像企业经营权，要放到底，还给企业。中国的经验是，这种权力一放就乱，特别是对出国这样的事。”
董藩说，到了市县级，这样的项目很可能变成境外旅游或变相公款消费方式。许多外国培训机构已经盯上了中国的培训市场，认为找到了淘金的渠道。当然，对市县级政府也不要卡死，对确实需要培训、且达到出境培训要求的干部，可以委托省级管理部门安排。“在这方面，国家相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