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假唱拒演到各种晚会上的“条子演员”，从酗酒吸毒到偷税漏税，从违反交通法规到打人骂人，从层出不穷的绯闻到若隐若现的“性交易”，近几年来不断曝光的丑闻使演艺明星们在公众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其艺术才能和道德品质受到公众强烈质疑。人们不禁要问：“明星究竟为何自毁公众形象？”

　　过度的名利追求扭曲了明星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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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讳言，没有哪个行业像演艺事业这样把名和利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投身这一行的人来说，只有成名才有可能获得经济回报，名声的高低往往与获利的大小成正比。然而，与丰厚的收入相伴随的还有激烈的竞争。以明星和演出公司最为集中的北京为例，除了正规艺术院校的科班学生以外，每年来这里寻求“明星梦”的少男少女多达数万人，要想脱颖而出，真是谈何容易。成名前漫长的等待、金钱的耗费、年华的流逝对任何人都是巨大的折磨。生存的压力和对名利的渴求迫使一些急于成名者不择手段，也迫使那些已经成名的明星为保持知名度和上镜率而不断“制造新闻”，各种匪夷所思的丑闻也就不可避免了。

　　也许正是成名之路走得如此艰难，一些艺人一旦成名便容易自我膨胀。那种受到万众瞩目的风光令浅薄者睥睨一切、唯我独尊，放松了对自己言行的约束。傲慢、贪婪、自私、虚伪等人性中的弱点在对名利的追求中被放大、被凸现。几年前，一位知名的女歌手在演出尚未结束时便在后台急急忙忙地数起了钞票；更有甚者，个别明星在义演的时候，竟然索取大笔出场费。舞台上的光鲜亮丽与背后的庸俗可笑，强烈的反差令人瞠目，而且越是大牌明星，脾气越大，常常为一点小事便大打出手，有时甚至连戏服还未脱下就率众围殴，闹出“古今大战”的丑剧。

　　歌手黄安在《谁搞垮了演艺事业》一书中曾写道：“孔雀只要开屏，游客就会鼓掌。万兽之王雄狮看人的眼神一定是懒洋洋、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人也是动物的一种，当他们自比是女王蜂、雄狮、孔雀的时候，自然就流露出动物的本性。”话虽有点刻薄，但也形象地道出了某些明星不可一世的心理基础。

　　其实，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看，明星本应极力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否则一旦因言行不慎而闹到身败名裂的地步，再想挽回就晚了，“明星”就会变成“流星”。毛宁、红豆、杨钰莹、零点乐队等就是例子。

　　“潜规则”下的屈辱和丑恶

　　按照吴思的说法，所谓“潜规则”就是人们私下认可的、实际起作用的行为约束，因为这种规则背离了道德观念或正式制度，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近一两年来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赵安事件”、“黄定宇事件”、“皇阿玛性交易事件”、“音乐排行榜事件”等，揭开了一向鲜为人知的演艺界“潜规则”的冰山一角。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是“潜规则”大行其道的地方。长期以来，一些文艺晚会、文艺评奖或影视剧的生产运作过程基本是在远离公众视野的地方暗箱操作，歌手和演员能否上台、出镜或得奖基本取决于导演或主办者的主观判断，而缺乏明确的标准和监督机制。有些道德败坏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和玩弄演员，也有人为了出名而主动投怀送抱。这种不正常的“供求关系”因长期缺乏监管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位法学家指出，相比于国家机关等其它领域，演艺界的制度规范和道德约束机制明显要薄弱得多，其腐败现象因此可能更为严重。

　　“潜规则”的存在极大地损害了艺人的利益、败坏了社会风气、也损害了观众获取优质文艺节目的权利。近几年来，一些晚会或评奖的收视率大幅度下降与其艺术质量和可信度的降低有密切关系。这种现象已经引起文艺界有识之士的忧虑，他们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对文艺活动和演出市场的监管。同时也应号召演艺界人士加强自身修养，鼓励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对“潜规则”说“不”！

　　娱乐媒体的低俗导向

　　明星一向都是媒体的“宠儿”，然而对明星的公众形象造成巨大伤害的也是媒体。现在相当一部分媒体所关注的不是明星的艺术作品，不是明星为艺术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而是明星的个人隐私。所谓“其他放两边，绯闻摆中间”，“盯住下半身”就是这些媒体的报道原则。更严重的是，某些娱乐媒体为吸引读者，不惜违背职业道德，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刻意制造假新闻，极大地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前不久传出的“李雪健病逝”、“张国荣复活”等就是典型例证。其实这些媒体错误地估计了受众的审美趣味，广大群众对这种低俗甚至恶俗的娱乐新闻是极为反感的。在最近两年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不断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提出反对娱乐新闻低俗化倾向的议案和提案。广电总局、文化部等有关部门也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要求净化娱乐新闻。

　　实际上，在文艺事业日趋繁荣的今天，可资报道、也值得花大力气去追踪和研究的文艺新闻是大量存在的，媒体把力量集中在这上面不是很好吗？娱乐新闻也可以做到趣味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结合。这对于引导文艺的健康发展、对于提升群众的艺术欣赏能力和审美趣味将是大有裨益的。记者　张贺（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