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三农问题被空前重要地提上决策者的日程，当下关注进城农民、关心农民工的声音也日渐增多，这也进入了许多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近日，就有一群农民工代表，来参加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部门主办的“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当20多名农民工代表开始发言的时候，官员、专家却走了一大半。（《中国青年报》6月24日）
面对“农民工能坐在这儿么？即使坐在这儿能说出来什么？说出来能有用么？”的疑问，打工者陈茂所说的“我们坐在这里就是一种表达”，道出了长期以来“讨论三农问题”农民反而缺席的遗憾和酸楚。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制度的公正是多元利益主体多次反复博弈的结果。在一个讨论农民工权益的会上，反而没有农民工的声音，这样的利益主体缺席，不要说可能脱离农民工实际，就是商讨出来的方案和对策的公正性首先就值得怀疑。或许诚如所言，由于种种自身素质的原因，这几个农民工在其中所起作用并不大，但这种表达的程序意义至少是一种社会公正价值观的体现。
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在精英话语权、知识话语权、权力话语权的强势包围中，他们表达的空间本来就十分有限。当农民无法公开地表达他们的声音时，很可能他们的“话语”就会被转移到后台，成为社会“隐藏的文本”。这种趋势是可怕的。当九亿农民的真实想法不为国家的决策者和社会精英所知时，在这场社会的互动博弈中，合作的趋势将会变得越来越少，社会的均衡状态将难以保持，这不仅仅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也会延缓社会的变革与进步。
“隐藏的文本”至关重要的一方面还在于，它并非只是单纯的语言行为，而是包括了许多可怕的“实践过程”。试想，当农民工无法运用法律的武器公开维护自己的权益时，而且当农民工无法通过立法和制度设计改变这种状况时，就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行为极端，当前农民工在索赔无门或者讨薪未果的情况下，发生跳楼、绑架报复的事件并不少。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忍气吞声，转而使用“弱者的武器”：偷懒、开小差、消极怠工等等。
关注弱者行为的逻辑，就应该以弱者的眼光来注视，以弱者的立场来思考。对农民工的关怀也是这样，闭门造车似的研究和脱离社会实际的政策只会造成“决策失误”。让农民工参与研讨会，并且表达自己的声音，如此破冰之举的意义，就在于使农民工把自己的“隐藏文本”变成“公开文本”，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一个符号价值。要使农民工真正走出这种“隐藏文本”的困惑，能够自由表达出自己的声音并影响决策者，更重要的还在于能够拥有这个社会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