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近日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已在全社会形成共识，但急需配套一系列新政策新法规。否则，再好的理念与战略，也会沦为形式与口号。

　　潘岳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带来了能源的过度消耗和污染的过度排放，使得资源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而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污染排放强度也很高，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是日本的68.7倍，德国的26.4倍，美国的60倍。透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我们拿到手的每一笔收入背后，都要付出更多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大的环境污染代价。而这些代价，都要由中华民族的子孙来承担。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采取措施有效控制了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但环境形势仍相当严峻。潘岳再次列举大量数字，希望引起国人对环境问题的高度警醒。他说，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北方和西部部分地区已列入国际公认的极度缺水区域。而2003年废水排放总量达到500亿吨；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1293万吨，超过环境容量62%；二氧化硫、烟尘、工业粉尘的排放量比上年分别增长12%、5%、8%，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81%。2003年监测的340个城市中，轻微污染和严重污染的占60%。与此同时，水土流失仍在加剧，局部地区如宁夏、重庆和陕西等省的水土流失面积几乎占当地国土面积的一半。

　　潘岳认为，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更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更需要出台一系列新政策新法规，当前应从五个方面积极推进。加快研究实施绿色GDP。扣除了环境成本，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数据就会大大下降，观念的转变有一个渐进艰难的过程，但必须边探索边实践地走下去。国家统计局从2003年开始对我国的自然资源进行实物核算，这项工作是绿色GDP核算的基础。目前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正在积极组织研究和实践。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要将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空气质量变化、饮用水质量变化、森林覆盖增长率、环保投资增减率、群众性环境诉求事件发生数量等指标纳入到政府官员考核标准。对那些仅以单纯GDP增长为业绩而不惜破坏环境资源的官员，不能提拔重用。

　　保障公众的参与环保的权利。我国政府为此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政府机关要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专项规划，在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等听取意见。但从总体情况来看，公众参与环保的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应尽快就具体程序制定明晰的法律规定与诉求方式；借鉴采用发达国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加强政府部门与健康的民间环保组织联合。

　　用生态补偿来体现社会公平。从能源消费来看，农村人均消费低，污染排放少，城市人均消费高，污染排放多；环保基础设施和环境管理主要集中于城市，城市居民享受公共服务多，农民获取的少。因此，应该建立城市财政补偿农村环境的固定渠道。东部与西部地区、流域上游与下游、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应该建立适当的补偿机制。走生态科技之路。应充分发挥政府绿色引导和绿色控制的能力，将政府财政、系列优惠政策向新能源开发和循环经济倾斜。同时把那些迫在眉睫的生态科技难题迅速推进，如保障人体健康的污染防治技术、大面积生态退化的修复技术、区域污染治理的综合技术、生态监测预警的科技系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