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中国人的第三次精神革命

　　如果按时代划分，中国在出现“我能”之前，应该是经历了“我想”和“我要”的时代。

　　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许多美好的事情只有想的份儿。周恩来说“梦里行了千万里，

休闲游戏一网打尽 UC立体声聊天 中国报刊广告推介年会 无限下载MP3作K王

醒来还是在床上”。我想，但只能深藏心底；我想，但不敢付诸行动；我想，但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想归想，做归做，想和做的不能统一造成了中国人格的集体分裂。

　　80年代后，经过反思，中国人突然觉醒。要知识，要工作，要钱。一切能够带来幸福的东西都要，甚至合法的要，不合法的也有人要——在法制严重不健全的当时，非法致富的人夹杂在“先富起来的人群”中间，将“我要”的精神异化了。

　　但“我要”精神的一夜降临，仍然解构了铁板一块的“我想”时代，拓展了中国社会的个体生命空间，个人的权利第一次得到明目张胆的宣张。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法制日渐完善，社会为人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提供了多元的物质和文化条件，“我能时代”呼之将出，最终变成现实。

　　一出生就进入“我能时代”的人，无疑是幸运的。而目前，中国的“我能”者多半都经历了“我想”和“我要”时代，都有相同或相似的心路历程，深知“我能”时代的来之不易，所以，虽然“我能”，这些人都很克制，很谨慎，在可以抵达的空间里低调而不张扬。“我能”：强者精神

　　-文/张颐武

　　中国开始告别百年的民族悲情，有了一个新的强者的形象。而“我能”的分量就在于：中国人开始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国二十年来巨大变化带来的直接的后果是一个“新新中国”的降临。中国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已经成为全球生产和消费链条中的关键的环节，所以《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才会在今年5月2日的报纸上感慨地“为中国祈祷”，因为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已经变成了世界上一股前冲的力量。

　　这个“新新中国”的出现，是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的速度和强度按照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说法，只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可相比拟。

　　在我看来，这个社会的变化的速度和强度正像20世纪初的美国，像是德莱塞和辛克莱笔下的美国，虽然充满了问题和矛盾，但也充满了活力和欲望。它不是一潭死水，却是到处喷发的美丽的混乱。它不合乎我们的理想的标准，却展现了超出我们想象力的能量。

　　这一面当然和我们五四以来的强国梦想正相符合，是这个百年梦想的实现。另一面却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今天的崛起的进程，竟然并不是近代以来的深刻的民族“悲情”和对于世界秩序的反抗的结果，反而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的“我能”意识喷发的结果。

　　中国已经告别百年的民族悲情，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强者的形象。

　　所谓的“我能”的意识正是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找美好生活的愿望，这个“我能”的意识是一种新的“中国梦”，它的分量在于中国人开始相信，通过个人的力争上游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成功。这种“中国梦”相信在这个国家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它相信行动的力量，相信这个社会还有无限的发展的可能。

　　这个“我能”的梦想正是二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最为深刻的动力。我们曾经被压抑太久的消费的欲望和自我实现的欲望，在这个时刻被全部释放了出来。

　　2003年新春的贺岁电影《我的美丽乡愁》里的一个场景，最好地说明了这个“我能”文化的力量。它是一个关于在广州寻找成功的故事。其中有一个胖胖的饭馆的年轻服务员由于犯错被饭馆解雇，在她离开的时刻别人都去忙碌了，她冲向宿舍前面的露台，面对灿烂的广州的街景大声地喊出了她的梦想。她梦想赚好多好多的钱，梦想这些高楼大厦里有属于她的一片，梦想着一个漂亮的男孩和她结婚。这一切在高调的批判者和激进的否定者看来，当然显得极端的肤浅，但也正是这样的肤浅的欲望里，有一种真诚和力量。

　　不少人被这肤浅的力量深深打动了。电影中的这个女孩由于意外的死亡失去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但影片中的两个女主角却经过艰难的努力实现了梦想的第一步。徐静蕾扮演的白领女性终于开了自己的童装店，刘璇扮演的打工妹也在这家童装店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这个如抒情诗般的电影的感动力量在于，它坦然地陈述了“我能”的中国梦。

　　当年我们曾经以集体的奋斗来尝试让世界知道“我想”、“我要”，但却没有得到丰美的果实。今天中国人的个体的“我能”的声音，却改变了自己和这个世界。

　　正是由于众多的中国人已经、正在和将要成为强者，说出“我能”，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才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这强者的“我能”，是今天中国的力量所在。(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24期，总第1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