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北京共识”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显然，“北京共识”一词来自与“华盛顿共识”的类比，是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另一种发展模式。

　　“华盛顿共识”是“冷战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核心内容是以资本和市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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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美国财政部、华尔街金融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推广这一模式，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都曾经主动或者被迫地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冷战后的全球化，一度等同于美国化，即“华盛顿共识”的不断扩大。

　　最近几年，由于一系列原因，诸如人们多方面反思全球化，抵制全球化的消极面，许多国家调整发展战略和政策，美国掀起反恐战争等，“华盛顿共识”式微了。

　　颠覆西方对中国的观念

　　“北京共识”是指一系列的关于中国发展的新思想：“不仅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这就是雷默对过去中国言行的高度概括。他认为，“华盛顿共识”正在受到广泛质疑，而“北京共识”却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京共识”挑战、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认为这些分析“从观察到理论，从事实到希望或者恐惧”都是很难成立的。其中一些观点，诸如“中国将会毁灭”、“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几乎是明显的简单错误。在雷默看来，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测不准社会”。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国家，(西方)有关中国数十年之久的论调变得毫无意义”。“以前(在西方)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即使是一些过去有意义的想法，也“过于简单”。他举了美国有关与中国“交往”(接触)还是“孤立”(遏制)的争论，认为这是一个远离中国实际的“过时的二元论”。

　　这篇报告在一开头提出了中国力量(即中国人习惯的“实力”)的“新物理学”的概念(借用“物理学”来说明新的“中国力量”的性质和构成，及其变化)，认为中国正在开创国家发展的“新道路”。雷默认为，“根据拥有多少艘航空母舰或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陈旧的规则来评估中国的实力，会导致极大的错误估计”。

　　这篇报告的第二部分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三个有用定理。雷默把“创新的价值”当做“北京共识”的第一个定理，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依赖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创新。“北京共识”的第二个定理是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而第三个定理则是自主理论，即在自身的崛起不要对世界造成太大震荡，特别是要善于处理好与当今世界霸权大国的关系，从而具有不损害“中国成长及保持稳定的国内外势力均衡的能力”。

　　笔者对雷默报告的第三部分最有兴趣，因为他在这里提出了“中国特征的全球化”概念，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的对象。雷默的核心观点，中国竭力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在全球化世界的未来”。他注意到，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对全球化进程普遍担心，全球化的同时本土化也在加强，全球化和本土化概括了世界与中国复杂的当代关系。“北京共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不过，尽管“中国特征的全球化”这个概念很好，但他的论述似乎差强人意。

　　“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雷默的“北京共识”越走越远。到了最后，他甚至把“北京共识”上升到一种“安全革命”的高度：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强国，也许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至少可以做到自主自决”。他认为，“真正全球化的多边世界能(为中国)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之所以是“共识”，是因为一个深深融入国际秩序的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生计和希望的重要一部分”。许多国家的许多人对这样一个“中国典范”感兴趣。

　　不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北京共识”到底能否成立？它到底是否为中国“新道路”的一个正确概括？国际上真的出现了“华盛顿共识”之后的“北京共识”？是“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吗？中国是否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影响世界的“软力量”？在“北京共识”下的中美关系到底如何？这些都是尚未展开充分展开和需要争论的问题。

　　也许，“北京共识”本身太夸大，太容易引起争论，中国内外，许多人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大胆提法，但是，它标志着世界开始用一个新概念看待中国。尽管我们不应以“北京共识”而沾沾自喜，但是，我们应该对自己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方向再认识，真正提出符合时代变化的中国和世界需要的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