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公民吕海翔的“不寻常”死亡调查 第2页:“备忘录”风波 第3页:“堵交通”和“抢尸体”

　　只有尸检才能把问题搞清楚，对于这一点，吕楚生非常清楚，封存尸体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通过“公正的尸检”，彻底查清“５·１９”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吕楚生害怕的是让当地有关方面进行尸检。

　　“是谁在尸检问题上出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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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楚生在提供给记者的一份“诉状”中问道，“我们的意见是尸检报告出来后，家属满意再火化，不满意就要求复检。而警方说，一、不能复检，二、尸检报告要３天后再出来，不能等，一定要（在尸检后）立即火化。家属对警方信不过，所以尸检问题搁浅。”

　　而吕楚生等人此前与海宁市政法委签署的一份“备忘录”，更强化了他们对“海宁警方”的不信任感。

　　据吕海翔家属介绍，６月２日，他们前往市政府寻求解决问题的渠道，海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维江等人接待了他们。

　　“他们千方百计地劝说我们，说‘前面你们提出的种种疑问，不能再提起，也不要上北京去告状，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大了，影响不好’等等。” 在会谈中，市政法委领导明确提出要给死者家属“经济补偿”。于是，海宁市政法委与吕海翔的亲属签订了一个“备忘录”，内容为：

　　……吕海翔家属对尸表检验结论无异议。鉴于吕海翔原是主要劳动力，死亡后家庭生活发生困难。就此，市委政法委马维江书记、金永祥副书记、张建中主任与死者亲属吕楚生……等人就相关的生活困难、救助等问题协商达成一致。

　　……死者亲属对吕海翔溺水意外死亡没有异议，将于６月１０日前办理完毕吕海翔丧事；

　　由马维江、金永祥和张建中“筹措资金”，一次性给死者家属生活救助金人民币５万元（６月２日先行支付１万，办理丧事后６月１０日前支付余下的４万），并在６月底前为范惠珍（吕海翔之母）一人办理养老社会保险及大病医疗保险；

　　吕楚生、王茹琴在办理、领取上述款项手续后，吕海翔溺水意外死亡一事处理完毕。

　　“备忘录”由备忘单位及领导金永祥（海宁市政法委副书记）、张建中（海宁市政法委维稳办主任）与吕海翔亲属吕楚生等人签名。

　　据悉，吕海翔的亲属当天就领取了１万元人民币。此外，他们还得到了金永祥副书记个人“出于同情”给的２０００元钱。

　　与此“备忘录”相关，吕海翔和王茹琴随后向市检察院提出了不再要求对吕海翔死因进行调查，不再要求对尸体进行解剖的申请。申请说，现在他们对吕海翔在斜桥溺水死亡一事没有异议，同意海宁市公安局在５月２０日告知他们的尸检（尸表检验——编者注）结论。

　　但是，吕海翔的妻子、“备忘录”签署人之一王茹琴告诉记者，他们当时接受这笔钱，并不意味着认可了“备忘录”所提的条件，而是想“利用经济补偿筹到钱，为再往上告状铺路”。同时，吕海翔的亲属认为，这份“备忘录”的签署，正好表明了有关方面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吕海翔的死亡，“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内情。

　　据悉，吕楚生６月初前往北京和杭州上访，动用的就是上述１．２万元。

　　但同样的一份东西，在海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维江说来，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我们还没有笨到花了钱买个贼来做，有些人太小看我们这些人了。”马维江说。

　　据马维江介绍，吕海翔的家属６月２日来政法委，说家里老人出于传统观念，不愿意做尸体解剖。马告诉他们：“既然你们一直提死因不明，我们认为应该解剖。”

　　于是，吕楚生等人就直接提出了“经济问题”。马回答道，经济问题政法委是不解决的。要是有打死人的事情，谁犯法谁依法赔偿。但困难补助是可以谈的。

　　“５万元是我提出来的，”马维江说，“我告诉他们，最好１０日前尸检、火化完毕。如果你们对政府有诚意，我们也有诚意，可以通过慈善、民政救济以及同情你们的企业，给一定的生活困难补助。”

　　在当地相当一部分民众眼里，这份“备忘录”是官方“花钱封口”的铁证。但一位法律工作者分析说，“困难补助”不是“赔偿”，前者与案件的谁是谁非没有关系，后者才是承担过错的方式之一。官方给吕海翔的家属“困难补助”，并不意味着政府承认了过错在自己一方，因为民警是否有过错，最终结论需要尸检。

　　但他说，这份“备忘录”竟然以“丧事办理完毕”为给付条件，的确令人费解，难怪吕楚生把它看成“此地无银三百两”。

　　充满火药味的空气

　　６月初，签过了《备忘录》的吕楚生没有如当地政府所期待的那样息事宁人，而像很多认为自己遭遇了冤屈的农民一样，选择了上访这条路。

　　“在北京，我去了公安部、高检、政法委。公安部接待了，等接待的人还挺多；高检让我们排队，得等到１４日，我们只好把材料用挂号信寄到高检信访办；政法委则是叫到你的名字赶紧过去，他们简单问几句，让留下材料，没有答复，就开始叫下一位了。省里也去过几个地方：信访办接待了，其他地方门都进不去。”

　　据马维江透露，他知道吕楚生去北京和杭州上访的事情，但上访的具体过程和结果不清楚。到７月２日为止，他还没有见到上级部门就吕的上访批转来的任何资料，只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有一个电话记录，“是告状的”。

　　在吕楚生离开家乡上访的同时，当地社会对这件事的情绪却在不断酝酿之中。“５·１９”事件发生后已成为整个海宁市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吕海翔生前的二层住宅小楼也因此成了一个著名的地方，无法统计有多少人曾经来过这里，来访者甚至包括周边其他市县的人。

　　３４岁的吕海翔的住宅有些破旧，室内几乎没有什么装修，在富裕的浙江海宁农村显出了主人的贫寒。据一位经常去吕楚生家“看看”的外村村民说，吕家住宅外面整天围聚着不少人，从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他们关注事件的每一个进展，相互交换最新的传闻，他们七嘴八舌地给死者家属出主意、想办法，同时，警惕地注视着来往的陌生人。

　　“事件从一开始，就不是老吕一家人的事情。”一位私营企业主说。他分析了以各种方式向吕楚生一家表示“支持”和“声援”的几种人：有些人是出于对人权、法治这些理念的追求，支持吕楚生把问题搞清楚；有很多人是同情吕楚生；有的人则比较有时间，纯粹是起起哄，“瞎搞搞”。但所有人都相信，吕海翔案件必有蹊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