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局与大局，这一对相生相克的矛盾的运动，在经济生活中演化出了各式各样利益的博弈和力量的冲突。

　　在当下中央强势推进的宏观调控中，我们还是看到有不少地方，或怨声不断，等待观望，或心存侥幸，我行我素，甚或公然连闯红灯，逆风而上。于是，有了中央数道“金牌”中的三令五申，有了中央在“铁本事件”中的重拳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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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我们应有怎样的“小局观”，是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相对于全国而言，地方自然是小局。这些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地方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获有了越来越多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各个地区都已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正是这些独立主体因地制宜，在改革的制度激励和开放的观念撞击中，释放出资本、科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巨大能量，正是这些地方政府顺势而为，充分调动起组织资源、政治优势和关键时刻的“市场替代”，撬动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区域板块。因此，这小局是不可忽视、不可替代、不可排斥的。在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在中国发展的起飞时期，地方经济非均衡、超常规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主导性、超经济的第一推动，有其特殊的现实背景，也有其重要的历史功绩。因此，这小局也是需要尊重、需要保护、需要导引的。

　　同时，小局的积极作为既不能背离、更不能损害大局的整体利益。

　　地方的发展，仅仅考虑市场的需求是不够的。还得探究整体环境的容量能有多大，这环境的平台有着怎样的承载能力，为了这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地方的发展应该付出多大的代价，应该让渡多少的权益，在地方汲取能力日益增长之际，如何增强对环境的涵养、修复功能，如何形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国民经济是一个大的系统。只有保证每一环节、每一部分的质量和效益，才能获有“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我们在充分尊重、肯定、支持地方加快发展的同时，也亟应关注其中日渐积累的弊端和隐患，最为突出的就是“成本软约束、预算软约束、风险软约束”现象。企业成本和市场信号的扭曲，自然刺激了一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和泡沫生成，地方政府的负债扩张，也正在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杀手。

　　我们尊重市场经济中每一个利益主体的自主决策，同时也不应忽略每一个市场行为的溢出效应。一段时期以来，社会投资急剧膨胀，贷款规模过快增长，一些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盲目扩张日益严重，如不及时调控，很可能出现企业破产、失业增加、银行呆坏账增多和经济的大起大落。还有随着重化工业发展的环境污染升级，城市化加速之际的社会矛盾积累，也在动摇着地方、企业发展的根基。从小局看，这些发展的举措也许都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从大局看，则有可能导致“合成谬误”的困境。

　　只有在努力经营小局的同时，自觉地、积极地去把握大局、融入大局、服务大局，地方经济的发展才会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坚实的基础，才会获有更可观的整体效益、更强大的推动力量。

　　小局与大局，是对立的统一，如何去消解其中的对立，实现两者的统一？

　　从“分灶吃饭”、“财政大包干”到“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在财权上移的同时，出现了事权下移的问题。地方政府既要发展地方经济，又要承担社会服务、公共管理职能，还要保障有着太多冗员的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如何摆脱困境？残酷的生存、发展的现实中，巨大的利益、责任的压力下，政府行为难免变形、扭曲，经济发展难免要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何在理性化、制度化的基础上，构建起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的新型关系？

　　GDP的增长，财政税收的增长，社会就业的增长，构成了地方政绩考核、官员升迁的主要指标，再加上特别时兴的末位淘汰，这就必然驱使各级政府去强力主导经济建设，以致出现一幅幅扭曲的经济图像。看来，原有的考核已到非转不可的时候了。治本之道，还在于转换政府职能，将政绩考核重点真正转向加强市场监管、建设经济环境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上来；还在于加快民主机制的培育，诚如一些专家所言，构成政绩的目标应由民主的整合机制确定，追求政绩的过程应由民主的监督机制保障，认可政绩的优劣应由民主的评估机制主导。

　　与地方政府强势主导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是日益增多的违法违规、暴力行政现象。看一看“嘉禾事件”。整个珠泉商贸城项目在立项、规划、拆迁过程中，决策的执行者“从来就没有想过究竟合不合法”。再看一看“铁本事件”。“钢铁怪兽”为何能一路狂奔？从审批、征地到贷款、环保，或是职能部门缺位，或是政府与企业合谋。打造法治政府，亟应提上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

　　端正地方的“小局观”，重在树立科学的“大局观”，那就是顺应事物运行的基本规律，加快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惟其如此，小局与大局的统一，才有共通的内涵，地方经济发展与中央宏观调控的对接，才有一致的目标。（苏北）（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