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酒文化大国?熏有关酒的话题，谁都能说出一大套。但如果一位村党支书鞠躬尽瘁鏖战酒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话，我们又该如何评说？
7月4日晚，云南省华宁县青龙镇矣甫村村党支书贾宏康在陪县公安局政委喝酒后突然死亡。当地流传的说法是，他是醉死的。据介绍，贾宏康是县委下派干部，属于培养对象。在任职期间，他为该村引进资金和项目，群众对他的死也深感惋惜。（7月8日《生活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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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酒被引进到官方的各种正常的人员往来中，常常是酒杯一端就政策放宽，肩膀一拍，就“好说好说”。以致于群众尖锐地调侃道：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虽然这话多少有些偏激和片面，但也多多少少折射出了一些官场之怪现象。
这样一位受群众爱戴的村党支书醉死酒场的悲剧，使我再度想起童大焕先生曾经说过的一段很有价值的话，无论民间和官场，之所以都存在一种“酒精依赖”症，这是由于“中国到现在为止，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一个‘人情社会’的时代。社会上的许多关系，基本上还得靠人情来维系，一走出这个熟人和关系圈子，本来很正常，完全应该而且可能通过正当途径解决的问题，由于没有熟人和关系而被束之高阁”。
孙志刚没有“熟人”而殒命广州；熊德明因为“认识”总理，官员就立马给她“结账”；贾宏康为维系跟各个阶层的“关系”而不惜舍命陪酒，客观上是为村里效力，但谁能说他“主观上”没有将自己的个人利益也隐寓其间呢？
无疑，按照一种道德约定，军人应战死疆场，教师该累死三尺讲台，而干部则应献身岗位。然而，贾宏康们却无奈地死在了酒场上，这既是家属的不幸，也是熟人圈子的惯性“做功”的结果。因此，短时间里改善这种被严重破坏了的社会生态不太现实，我们只能期盼于成熟的法律和全新、规范的游戏规则的介入，如此方能避免干部鏖战酒场悲剧的再度上演。（来源：湖北李甘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