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7月9日电

　　今年3月15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成为最大亮点之一。它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人们的目光聚焦在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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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现实总是严峻的。宪法修改后，以房屋拆迁为主要方式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的现象仍广泛存在。接二连三发生的强制拆迁事件，将公民财产权遭受侵害的一幕幕，演绎到极致。

　　湖南嘉禾野蛮拆迁激怒全国，沈阳公民董国明被拆迁公司困在自己家中27个日夜。此前，广州小谷围艺术村拿到合法房产证的业主被强制拆迁，亦引起广泛关注。

　　修宪之后侵害公民财产权的事件依然不断发生，公民依宪维权依然困难重重。这一现实问题引发宪政学者关注。日前，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共同以“修宪后如何保护私有财产”为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征用公民财产。因此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成为专家们讨论的热点。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郑成良认为，公共利益既不是国有企业的利益，也非政府部门的利益。“公共利益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与不特定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公共利益和人数多少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种利益并不能完全被个人利益整除。”

　　“并不是只要纳入政府规划中的就是公共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俊海指出，“对公共利益的认定应当引入听证程序，听证会应当有三方主体参加：房屋土地管理部门，业主和独立的专家代表。政府管理部门对认定是公共利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刘俊海说，从程序而言，对公共利益的把握一定要严格限制，国防建设、基础教育等都是公共利益。商业运作不能作为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超越于民事主体、商事主体、个体利益之上的影响广大公众的利益。

　　北京大学法学院姜明安教授指出，国家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要严格遵从以下规则：公共利益、合理限制、按照实体和程序规定、遵守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必须给予补偿原则。

　　姜明安认为，对于是否属公共利益，需要进行利益衡量。按照损失最小原则，行政机关在多种方案进行利益衡量和比例考量，必须选择对相对人损害最小的方案。

　　近年来，公民的宪法维权意识愈发强烈，宪法修改以后更加突出。宪法单行本发行后，各地书店出现了读者排队购买的现象，公民依宪维权的诉求不断提高。然而北京老汉黄振禨手持宪法无力抵制强制拆迁，发出“宪法究竟如何维护我的私有财产”的疑问。

　　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蔡定剑认为，强调对公民的私有财产保护，首先应当提到政府官员的认识问题上来。“政府官员应该对公民财产保有一定的敬畏感，公民财产权的保护需要各级政府对于宪法、对于公民财产权的起码尊重。”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过去那一套不尊重公民宪法权利、公民财产权的制度还没有改变，政府的工作方法也没有大的改观。公民的诉求与制度之间的冲突因此会越来越多。”蔡定剑说。

　　如何使宪法修改之后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落到实处？蔡定剑认为，首先应尽快解决财产权的具体化问题。

　　“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要依靠具体的法律实现，仅靠宪法是不行的，通过法律把财产权逐渐明晰化，包括土地使用权这样的财产权，应把它作为民事权利处理。”

　　蔡定剑透露，今年12月《物权法》草案有可能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在这个法律草案中，应着重解决宪法规定的公民财产权的落实问题。”他呼吁。

　　此外，当务之急是清理大量与宪法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定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蔡定剑说：“宪法修改后各地掀起了宣传宪法的热潮，但只是停留在学习上，各地没有认真清理与宪法相冲突的法规。宪法改了，下面的制度不改，造成的问题与矛盾会越发突出。”

　　蔡定剑说，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并不是依靠一个宪法条文来保护的，其需要具体的原则和制度，而这些原则需通过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适用才能得以实现。

　　因此，应加大司法救济力度，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解决好拆迁问题，以维护法治权威。

　　郑成良教授建议，全国人大应当制定《私有财产征收征用法》，严格规定对私有财产征收征用的条件和程序。其中包括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应当在事先给予补偿；其次，补偿应当是公平的，不应当是象征性的。为了将宪法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变得更加具有操作性，制定这样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