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曙明
关于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村民吕海翔之死，7月8日《南方周末》的描述是：“不寻常死亡”。
所谓“不寻常”，一方面是死因的不寻常：按照派出所和检察院的调查，吕海翔因
为搞淫亵活动被派出所查处后跳河逃逸溺水死亡，但其尸体上诸多伤痕使得他的家人对上述说法难以接受；“不寻常”的另一方面，是真实死因求证过程的不寻常：一个本可以通过尸检迅速查清的案件，竟然演化出“尸体抢夺战”、数千人堵塞交通等一幕幕不该发生的故事。
万幸的是，吕海翔的尸体还在，尸检已经进行，或许用不了多久，他真实的死亡原因就可大白于天下———我只能说“或许”，死亡两个月之后的尸检，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
那么，谁该为公正的迟到甚至远去负责？这一事件又给我们怎样的教训呢？
就经济补偿问题和海宁市政法委签订所谓“备忘录”，向检察院提出不再要求对死因进行调查……在尸检被延误的问题上，吕海翔家属是有责任的。但是，毫无疑问，和家属责任相比，司法机关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吕海翔尸体上伤痕累累，这些伤，既然他的亲属看得见，司法机关就不会也不应该看不见。当死因的巨大疑点蕴涵着重大犯罪线索的时候，通过尸检查清真相就是司法机关的职责所在。所以，是不是做尸检、什么时候做、如何做，在这些问题上，司法机关应该是主动的，而不应该受亲属意见左右。家属要求不调查，调查就停下来，司法机关“听话”的背后是对自身职责的放弃。
家属说不查，司法机关就不查了，甚至政法委也以家属同意不再继续追究为条件极力“撮合”私了，种种反常的举动让我们看到，以公正执法为目标的司法机关所追求的，不是真相的水落石出、处理的公平正义，而是一种“了断”，和“了断”之后没人上访“闹事”的“稳定”。但是，不以公正为基础的“了断”是脆弱的，也是危险的。
其实，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吕海翔的真实死因还只是怀疑。但是，如此多的群众对于司法机关的结论不认可，自发帮助吕海翔讨公道，一些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由此可见一斑。这是吕海翔不寻常死亡事件给我最深的感受，也让我在炎热的夏天陡生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