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还是向右在考验他们(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10日10:59 温州都市报

　　本报记者林一笑／文郭大斌／摄

张俊晖（中）对车间管理也有独到的一套方式。

　　1996年，还未念完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张俊晖，就不顾父母反对，满怀梦想的他与同学一起前往新加坡的新系统电脑学院继续深造。

　　1997年，为留学筹备许久的孙雷顺利拿到签证，飞向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就读于新南威尔士大学。

　　弹指一挥间，这几位老板的子女都成了温州新生代老板，近日记者近距离接触了他们，试图解读他们的生存状态。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自费留学市场放开，越来越多的温州学子以各种方式出国留学，因为需承担高昂的学习、生活费用，其中，大多是成功民营企业主的子女。有人经过归纳，称他们为第六代留学生。如今，温州的第六代留学生在国外完成学业后，不少人选择了回国发展。归国后，成为海归派的这些“第六代”有的选择自己创业，有的加入了家族企业。张俊晖与孙雷都是海归派中的一员。

　　老板子女也照样打工赚钱

　　勿庸置疑，初到异国由于生活习俗和语言因素，刚开始有一个十分艰难的适应期，虽然张俊晖与孙雷家中的经济条件并不差，但是在国外的开销很大，每一个在海外的留学生几乎都有过半工半读的经历。那时的张俊晖早上功课安排得很忙，下午兼了多份工作，送过外卖，做过临时演员，前前后后打过十几份工。

　　在那时，张俊晖就已定好了回国后的发展宏图，他把在新加坡所受的每一份苦都当作经验的积累，“新加坡让我感觉信用、廉洁和有序。”张俊晖记得，有一次送外卖时被门卫挡在了门外，因为比规定的时间早到了十五分钟，忠于职守的门卫不让他进门，任他磨破嘴皮，也无济于事。然而十五分钟一到，门卫就非常礼貌的让他进去。“小到一个门卫，都能够做到如此地忠于职责。”

　　另外一件让张俊晖津津乐道的事情是：1997年香港回归时，他和一些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一起庆祝，忘情地将易拉罐丢下窗，结果不到五分钟就有警察过来，对他们教育了一番，第二天又打来电话叮嘱他们要注意保持安静，别影响邻居。到了第三天，又接到警方打来的电话，这一次，是警方表扬他们这些小伙子，认为他们做得非常好。“其实这只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政府的管理非常人性化，起到意想不到的管理效果。”这一些经历，回国后张俊晖都应用到对公司的管理上，治理公司就和治理国家一样，需要有序。

　　孙雷自然也打过工，尽管有时功课多，要到凌晨二三点才能入睡，睡眠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还要驾车出去替人送货，这是他们在国内从没有吃过的苦。“有一次开着车竟然打起瞌睡，差点出车祸。虽然很苦，但留学时的高额学费全部是我打工赚来的。”这一点，孙雷很自豪。不仅如此，后来在读研究生时，他还在国外开起了公司，边经营边学习。

　　国外的留学经历，让孙雷深深感受到了什么叫团队精神，“如果是一个人，中国学生肯定比外国学生强，但如果是一队人，反而比不上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争强好胜的潜意识在作怪，缺少了互助的团队精神。”

　　回国后心里有很大的落差

　　学成后，张俊晖没有选择留在新加坡，尽管那里很美好，但家族企业的重担需要他回来挑，1998年，他回到了温州。一下飞机，就被浓浓的久违的亲情包围，但他心里却有很大的落差，虽然温州较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习惯了新加坡的有序和高效、整洁，突然有点不习惯这个自己曾经生活了多年的城市。有时，交通无序、城市脏乱令他很难忍受。对此，在国外有三四年驾龄的孙雷的体会也非常深刻：“我刚回国时，看着一些横冲直撞、不遵守交通法规的行人和司机，我整整一年多不敢开车上街。让我感到难受的另外一点是，或许与近些年大力发展工业有关，温州的空气质量与国外相比有一定的距离。”

　　尽管温州目前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尚待改进，但是孙雷为什么还会舍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回乡呢？他说：“当时我的面前有两条路，向左走留在国外，生活会很安逸，但以后的生活模式都可以预见，我有了硕士学位，进了一家比较好的公司，有一份高薪的工作，那边一天只用工作六小时，还可以有悠闲享受下午茶的时间，可以在周末很轻松地散步度假，就生活的综合质量而言肯定比国内好。向右走回到祖国，回到温州，国内近几年经济飞速发展，机会比国外多，而面临的将是创业的艰辛和种种不可预测的困难。”衡量再三，2001年，孙雷还是决定回国。他说“在人生过程中抓住机遇，最大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加入家族企业或者自己创业

　　与很多民营企业主的孩子一样，回国后，张俊晖自然要替父母担起管理企业的重担。但也是从最基层做起。他先在他伯父创办的宏得利合成革有限公司做安装工，半年里他与工人一起吃住，熟悉了每道工序后，才开始转到采购，把握了采购的每一个环节，他又被安排做销售，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他一步步升到副总经理的职务，负责生产和管理。然后张俊晖挑起了自己家族的百得利制革有限公司的大梁。“温州的家族企业与国外的企业不同，运作不能生搬硬套国外的，但可以借鉴。温州本土的企业经营者不少受文化和环境的限制，企业难免固步不前。大多数家族企业积累资金到一定程度以后想再超越十分困难，我之所以出国留学是想在这方面有所改变。”

　　“说真的，我留学不是为了学历什么的，而是开拓自己的眼界，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理念，突破以前的束缚站在更高的一个档次上去管理企业。”张俊晖这样说。

　　孙雷不同，回国后他没有加入家族企业，而是自己打拼，可以说是从一穷二白开始，那时温州市政府给回国创业学子很多优惠条件与便利，孙雷获得了国家科技部门创新基金的无偿资助。然而孙雷研发宽带自动测试系统时，经济方面还是陷入困境。由于产品研制门槛高，前期费用大，资金不够了。“那时公司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连水电费都交不起，因为光投入没有产出，眼看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却没有资金了。”按照国外的常规做法，孙雷也想在温州找一个风险投资公司。但是温州的企业家只专注做传统工业，对高新技术的企业不大感兴趣，孙雷联系了好几家都没谈成，只能将寻求战略合作伙伴的方向转向国际上的大财团，最后孙雷还是在风险投资公司帮助下投入200多万元，渡过难关。

　　现在孙雷的科赛公司已经在国际上小有名气了，全球拥有这项技术的公司只有七八家，它的竞争对手都是一些大型上市公司。孙雷说：“以前很多留学生不愿意归来，认为国内的创业条件不好，但现在已经进步了很多，所以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愿意回到祖国来，这里的机会比国外更多一些。特别是近几年温州经济飞速发展，就很需要知识面广的综合型人才把企业发展壮大。”

　　承上启下的“海归子女”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虽然温州出去的留学生家里经济条件一般都不错，但是面对国外高昂的费用，他们还是不愿过多地依赖家庭，而是选择了勤工俭学。有的学生办起贸易公司，专门将温州的打火机和服装、皮鞋等产品推销到国外，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无不显示出温州人特有的经济头脑。他们选择的学科，从传统学科到最新边缘学科，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几乎涉及所有领域。但他们当中，更多的老板子女选择了工商管理和国际贸易专业，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家族企业将来发展的考虑。

　　许多海归派刚开始会有心理落差，但他们大多能克服种种困难留下来，因为他们很多人出国前就知道，家族企业的重担是要自己回来挑的，父母之所以舍得花大代价送他们出国，就是希望他们能从国外带回先进的管理理念，成为企业新一代的掌舵。

　　一位温州企业家说，他的儿子也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他们这一代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会从两种环境的对比中寻找企业前进的方向。

　　也有小部分人回国后看重个人的发展，不愿意回到父母的企业，要么自己白手起家，要么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海归派对薪金的期望值比普通大学生高，也使得有一部分人成了“海待派”。海归派在国外留学的收获，不仅仅是拿到了一两个洋文凭，掌握了一两门外语，而是在一个更宽广的世界中增长了见识，砥砺了品格。这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其价值并不亚于一份高薪的工作。

　　得心应手和“留学垃圾”

　　多数留洋归来的学生，能在各自的位置上做得得心应手。但他们从国外带来的那一套理念如果不加以变通，在温州也经常会碰到卡壳，比方国外的企业用人方面看实力，而温州，人情这张巨大的网，使一些家族企业在用人上不得不任人唯亲。这是非常考验这些青年人的，他们只好让自己适应周围的环境，将这些矛盾调和。在具体工作实践中，他们利用父辈积累下来的经验，加上吸收国外经济管理方面的精髓，省却摸索的时间，可以直接借鉴并学以致用，还会懂得融汇贯通。

　　在温州的第六代留学生中，孙雷和张俊晖，无疑是优秀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国外成材。“那些拿着父母的血汗钱在国外虚度光阴的人被我们称为‘留学垃圾’。”孙雷说，国外经常看到个别大老板的孩子打扮得新潮怪异四处闲逛，一看就知道是不肯读书的不良少年。温州有一个和他一起出去的留学生，还没有驾驶证，就用生活费买来名贵跑车，结果撞了人。还不去上学，每天沉湎于网吧，直到被学校开除。还有的居然去赌博。出去留学不一定就都是好，将一些有不良品行的少年太早地送到国外，他们自制力弱，父母管教鞭长莫及，孩子只知道在国外吃喝玩乐。当然，每年温州送去海外的孩子中，成了“留学垃圾”是极少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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