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各部委的信访办，时常可以看到排队上访的人。听一听他们的诉说，有反映无端被企业辞退职务的，有反映下岗职工领不到基本生活保障的，有为工伤享受不到待遇、医药费不能合理报销的等等。乍看起来，这些事都是些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而且地方上都有能力解决的事，起码不至于让群众千里迢迢赴京城寻“清官”断结此案。然而，事实就是这样，许多并不复杂的事在基层就是得不到解决，有的甚至被某些地方的官僚搞得复杂了，矛盾不但不能解决于萌芽，而且被激化，还酿成大祸，致使党和政府的形象在群众中受到贬损，
相亲相融的关系产生了隔膜。两周前，记者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它发生在河北省冀东监狱。
冀东监狱是河北省最大的改造服刑犯罪人员的地方，监狱内有一所二级医院。去年4月，全国抗击非典，院领导经请示决定给在抗非典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注射“胸腺肽注射液”，以增强抗非典免疫力，此举受到医护人员的欢迎。该院放射科护士王桂霞和其他医护人员一样，按医院要求领取并注射了由院领导购进的“胸腺肽注射液”。然而时隔几天，多名注射者出现了药物过敏反映，王桂霞症状严重，先是出现药疹，接着出现心动过缓、淋巴结肿大……几经抢救，总算没有失去生命，但直到今天，她的心脏功能也只能靠药物维持，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本院、唐山和北京的医院，仅医药费就花去了近6万元。
打了“胸腺肽”后，身体一下子就不行了，而且还不是她一个人。职业的敏感让王桂霞将使用过的“胸腺肽”包装物收留了起来，并利用到北京看病的机会，走访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但在那里她得到了一个让她做梦都想不到的答复：她使用的“胸腺肽注射液”是假药。回到单位，几经打听，王桂霞又弄清了一件事，她所在的医院因为进假“胸腺肽注射液”已被唐山市和丰南县的药监局罚款10余万元，尚未出售的“胸腺肽注射液”已全部被收缴；监狱医院一次购进假“胸腺肽”两万支，部分假药还流入了社会。
几经起死回生的王桂霞不断地找单位的领导，身体坏了，药费不给报销，还不到四十岁的她，整天靠药物维持生命，她认为，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总该有个解决的办法！
然而，半年时间过去了，无声无息。于是她上访河北省司法厅，上访省政法委，还找了省里一家报社的记者诉说自己的不幸。但调查的人一拨拨走了，她寻求说法的要求却一个也没有得到落实。无奈之下，王桂霞决定向北京的中央媒体求援。
王桂霞对本报记者说她不愿意上访，更不愿意到北京上访，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她说：“作为单位职工，我想家丑不可外扬，我得尽力维护单位的信誉和荣誉。可多少次找监狱纪检委、监狱纪委书记，要求他们按工伤规定报销我的医药费时，却没有一次能得到合情合理的答复。有的领导甚至说，你不是能告状吗？你告吧，让他们来给你解决！”
王桂霞的医药费最终报销了，但这件事发生在记者赴冀东监狱调查采访一星期以后。从冀东监狱回到北京的第三天，记者接到了监狱医院负责人打来的电话，告知监狱领导已批准报销王桂霞的医药费，同时希望记者不要将此事见报。一星期后，王桂霞也在电话中告知记者，她的医药费已全部报销。按说，这样的结果该让记者感到欣慰，然而，此事留在记者心中更多的却是苦涩。因为我们记者的工作不是解决一个个具体的上访事件，而是用舆论工具对社会发生的不公正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从而有助于党和政府解决体制内不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清除不断滋生的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以完善我们的社会制度。王桂霞的上访案件，从发生到最终得到解决还印证了一个说法:今年初，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群众上访中80%以上是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的，地方政府或基层组织应予解决的；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信访局长的这个讲话曾引起社会各方面广泛关注，但关注过后，我们的一些基层领导和地方政府的官员们显然没有落实。记者由衷地希望，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能够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尽量将问题解决在基层。要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将有损党和政府形象、声誉的事控制在最低程度里、最小的范围内。否则，肩负着党的重托，拿着国家的俸禄，心里踏实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