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18日,珠海市一对母子刚刚坐进自家汽车，一歹徒突然窜上车，用匕首横在孩子脖子上。孩子母亲急忙下车报警，警察赶到后僵持两个多小时，歹徒同意以警察换人质，放走了7岁男童

　　刑警做人质 智下歹徒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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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回放

　　2004年5月18日晚9时40分左右，珠海市一对母子走出超市，走向自家汽车。7岁的孩子坐进汽车后座，母亲坐进了司机位。几乎同时，歹徒姚某突然窜进汽车后座，将一把匕首架在孩子的脖子上。孩子母亲惊慌之下急忙下车报警。仅仅4分钟，珠海香洲分局朝阳派出所民警和香洲巡警大队三辆110巡逻车相继赶到了现场。

　　珠海市公安局迅速召集了100多名警力，将这辆白色小汽车团团围住。僵持两个多小时，姚某终于同意以警察换人质，放走了7岁男童，把匕首架在新人质邓万龙颈上。经过数小时攻心战，姚终于放下匕首，束手就擒。

　　经广东省公安厅批准，珠海市公安局给予处置珠海“5·18”劫持人质案战斗集体荣记二等功，给予替换小人质的刑警邓万龙荣记一等功，给予唐壹怀等三名民警荣记二等功。给予徐广华等7名民警荣记三等功，对封志军等4人予以嘉奖。

　　记者采访了珠海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邓万龙。

　　“我一直很奇怪，姚某只有1.6米，你这么高大(1.8米)，他怎么肯让你上车？”

　　邓万龙(以下简称邓)向记者详述了与姚某4小时的较量———

　　对眼举起手　解除威胁感

　　第一次上车对话半小时

　　邓：我是9时40多分到现场的。我们当时最担心的就是他不让我上车。我们看不清车里面，我们第一步就是要上车，了解人质是否安全，歹徒除了刀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武器，我们最担心有炸弹。另外，他的情绪怎么样？想达到什么目的？我把手举起来，让他看到我没有带任何武器，我与他保持眼神的接触，让他感觉我没有威胁。他默许了我上车。开始我跪在副驾驶位上，面对他，他可能感到威胁，叫我坐下，而且叫我把手机给他，马上打开盖看，说是怕我用手机给他拍照。我的手机屏幕上是我儿子的照片，我就趁机说：“这是我儿子，我也是个父亲。你也是这么小长大的，希望你理解父母对孩子的感情，这孩子没有对不起你，你伤了这孩子，我们绝不放过你，你如果放了他，可以减轻你的罪行。”

　　他的匕首紧卡着孩子的喉咙，孩子出不了声，我叫他放松点。这孩子相当镇静，不哭不闹，这对我们顺利解决危机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如果孩子情绪激动，很可能会刺激案犯。在我和案犯对话时，这孩子也插话，缓和了紧张气氛。这小家伙将来会有大出息。

　　(据珠海市公安局陈英局长说，现场指挥部当时定下了四个方案：一、在车内制服他；二、在车上击毙他；三、换车，在他下车时击毙他；四、用警察换人质。)

　　记者：什么时候决定用你来交换人质呢？

　　邓：我在车上跟他谈了半个小时，我当时挺紧张，生怕说错一句话，激怒他，会对人质不利。我注意观察，他应该没有其他武器。他提出了要求：要一辆本田雅阁、一把枪、手铐和钱。我说：“这么高级的车，我们局里可能没有，我们得慢慢准备。”我是想拖延时间。他也反复多次，后来又说，别的车也可以。我下了车，把车内的情况和他的要求向领导汇报。一听说他想换车，几个领导就都想到了一块儿：这是个好机会，只要他走出这辆小车，就会暴露在我们的视野下。但陈英局长说，枪绝不能给他。

　　(此时，警方开始疏散现场群众，扩大警戒范围，调来了神枪手。)

　　自己铐自己　刀架脖子上

　　第二次上车换出小人质

　　邓：大约10分钟后，当我第二次上车时，谈判专家袁寿康也和我一起上车。案犯不想让他上车，说：“你一个人谈就行了。”我说：“我这兄弟是法律专家，很有经验，你所遇到的法律问题他可以帮你。再说，我们是老拍档了。”他又默许了。从他的话里话外，我感觉他很担心我们毙了他，一心想赶快离开这儿。但他外表还很强硬，说：“你们别跟我说大道理，赶快给我换车。”我说：“换车可以，你怎样才肯放孩子？”

　　这时候，副局长唐壹怀拿着两瓶矿泉水过来，说：“你别紧张，我送水给你喝。”把水递给他，他也不要，我们没机会动手。我告诉他：“这是我们珠海公安局的副局长。”唐壹怀对他说：“你要是条汉子，就别绑孩子，你绑我！”他说：“你们都不怕死？”唐副局长说：“我几十岁的人了，不在乎，你别伤了孩子。”在气势上我们把他压倒了。

　　(车外，警方已准备了一辆面包车，停在白色小汽车的边上，车上埋伏了两名特警，准备实施第三个方案。在被劫持的车内制服他已机会不大，因为他双手绕着孩子的颈抓着匕首。第二套方案也不行，因为即使一枪命中要害，他还有四五秒钟的时间反应，足以杀死人质。)

　　邓：案犯也防着我们会开枪，开始，他让我挡在他前面，后来又改了主意，说不换车了。他对我说：“你不怕死，你来当人质。”我说：“没问题，只要你把孩子放了。”他叫我把自己铐上，车外的同事听到，就递进来一副手铐，我把自己铐住。他说：“不行，你得反铐。”我想，孩子还在他手里，如果反铐，万一他有什么举动，我可是一点还击之力都没有了。我就训他：“我当了十多年警察，都是我铐别人，哪儿有人铐我？我今天自己铐了自己，你还让我反铐？太过分了！”他于是就让我正铐了。他确认匕首已架在我脖上，才放了孩子，而且不让他开后座门，让他爬到副驾驶座，从那儿出去。那孩子挺逗，还回头问我：“叔叔，你怎么办呐？”我叫他赶快跑。

　　另外两警察　巧妙坐上车

　　一路心理战发现了转机

　　记：你换下孩子后，袁寿康又上了车，香洲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智也上了车，他怎么允许你们这么多警察上车呢？

　　邓：他开始不让陈智上车，我说：“你看我们长得像吗？他是我哥，你把我当人质，他能不担心？他跟着照顾我。”他(姚某)就同意了。袁寿康也一屁股坐上副驾驶位说：“咱们刚才聊了半天了，你还信不过我？”车里就有了三个警察。

　　记：你们打算怎么办？

　　邓：这家伙说要去拱北，这还行？拱北人那么多。我们就说：“拱北不好，四面都是海，你怎么跑呢？还是去中山吧。”其实我们绝不会让他离开珠海。车就慢慢往唐家湾开，我们一直进行心理战，我们说：“你连孩子都不杀，杀了警察，罪不更大？”到了淇澳大桥，他很兴奋，叫我们快上桥。我们可不想上去，桥那么窄，下面是海，他如果给我们一人一刀，往海里一跳，那不瞎了。我们把车开得很慢，最后停了下来，说：“咱们离市区越来越远了，还是回去吧。”于是就调了头。这时，已差不多凌晨1时了，他的体力、精力都不行了，意志也在瓦解。他突然说：“你们把车开慢点，让我想想还有没有活下去的理由。”我们三个都觉得，有转机了。

　　应对4条件　顺势下了刀

　　见多辆警车心里特踏实

　　记：你怎么知道有转机了？

　　邓：凭我们10多年审讯的经验，我们很清楚犯罪人的心理。他还说：“你们给我一枪算了。”陈智就说：“你怎么能这么想，你死了，爱你的人痛苦，不爱你的人也无所谓。”这句话给他很大触动。我们在警方的路障前停下了，唐副局长敲车窗，我们就对姚说：“你让老局长上来吧。”唐副局长上来也坐在后排，我俩一左一右把姚夹在中间。他开始提条件：“你们不能打我。”我们都乐了，当然不会打他。“我下车，你们会不会给我一枪？”唐副局长答应：“不会”。第三个要求是给孩子的父母打电话。袁寿康摇下玻璃，故意大声说：“你为什么要给孩子父母打电话？”车外我们的人听到就马上先向孩子父母打了招呼，要他们配合。我们拨通了电话给他，他说：“对不起”，孩子的父亲说：“我们感谢你放了孩子，希望你配合警方。”他第四个要求就是，要吃宵夜。我感到他的刀松了，就顺势抓住了他的手，下了他的刀。

　　(就在3名警察和姚某周旋时，10多辆警车一直熄灯尾随着。下栅检查站已经埋伏下了身着防弹衣的特警。)我想我能平安，是靠领导指挥正确，还有100多名兄弟的配合。我瞥见车后10多辆警车，心里特踏实。

　　(据《羊城晚报》)

　　反劫持谈判专家指出———

　　谈判的最高原则是保证人质安全

　　7月7日上午，长春市发生了一起歹徒劫持人质的事件，一名歹徒用刀挟持了开着红色宝来车的郭女士。警方在与歹徒进行了近3个小时的对话后仍未奏效，警方开枪将其击毙，人质经抢救无效死亡。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询问长春市有没有谈判专家？警方的新闻发言人称，前些年警方制定的应急突发事件预案中有心理谈判方案，目前的谈判人员由公安机关的领导负责。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谈判专家在我国的警界一直是个空白。

　　在位于昌平区的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正低调举办“反劫制暴战术谈判专业研修班”，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这个被外界称之为“谈判专家”的培训班。警院的郑副院长说，此次研修班对北京公安机关各业务部门推选的50多名骨干进行心理测试等训前遴选，从中挑选出17名精英，采取导师制教学方法，聘请清华等著名高校的教授进行培训，还请来全国实战专家、反恐局领导等进行典型案例分析。

　　谈判专家的作用是巨大的

　　记者在警院采访中看到，培训中专家对学员讲授有关现场制定谈判提纲、谈话技巧和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课程，并通过模拟实战现场演练，使警方在今后反劫制暴案件中更多地倾向采用干预心理危机的方式，以谈判的方式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及人员伤亡。

　　谈判专家的作用是巨大的，一旦发生劫持人质及与警方对峙的暴力事件时，谈判专家会接受指挥中心的指派到达现场，协助现场指挥员对事件进行处理，通过专业谈判，使事件平息。

　　近距离谈判成功率大

　　“近距离谈判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谈判方式。”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的高锋教授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就是“近距离接触劫持者”。

　　“欧洲人认为谈判手的生命安全和人质要一样得到保障，要求没有风险地进行远距离谈判，但这种谈判方法的效果较差，谈判手缺乏对劫持者及整体形势的观察，而且容易拖延时间。”高教授说。在西方反劫持谈判有的甚至持续数天，谈判专家们往往20个小时就换一班人马。但在国内，这种拖延时间的谈判方法目前无法做到，往往要求尽快解决人质危机，加上技术设备普遍比国外落后，缺乏声控探测仪等先进的通讯设备，如果不近距离观察，外界无法获知人质的生命情况。

　　高教授说，近距离谈判虽然危险，但是成功率远远大于远距离谈判。

　　尊重人质和劫持者生命

　　“谈判的最高原则就是充分有效地保证人质的生命安全。把人质安全置之度外是残忍的，这种行为比劫匪劫持人质还要残忍。”高锋教授认为，要和平、平等、缓和地进行谈判，以达到解救人质危机、保护公私财物不受损害、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心理的目的。针对长春人质事件，专家分析认为，如果此时谈判专家在场，会作出另一种处理方式，即在劫匪没有意识要杀人质时，应该给他留出一条活动通道，将其暂时放走，不对其心理上构成极大威慑。

　　高教授说，传统的打击劫持犯罪分子方法，就是“以暴制暴”，强制性的镇压劫持者。但这种方法不能保证人质生命安全，武力强攻的结果就是“劫匪用我们的手杀死了人质”。国际上衡量反劫持谈判效果的惟一标准，就是看反劫制暴活动结束时，人质的生命是不是得到了应有的保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梅建明教授介绍说，在美国每个警察局都有危机干预小组，每个小组由谈判专家、心理学家等组成，专门应对危机事件。有的甚至建立几个这样的小组，在长时间的谈判过程中进行轮替。而我国在这方面一直是一个空白。这是由国内外法律文化以及对生命认识上的差别造成的。虽然很多人认为犯罪嫌疑人罪大恶极、应该被击毙，可是在法治社会，人权社会，犯罪嫌疑人在没有被定罪判刑前，就不能随意剥夺他的生命。

　　(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