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重庆市原广电局长张小川曾多次挪用公款到澳门赌钱，不但自己去，还请顶头上司张宗海一起去。他们共动用二亿多元公款，在葡京赌场贵宾厅一掷千金，但总是输多赢少，最后共输掉一亿多元，其中有一部分是张宗海亲手输掉的。事情败露后，张小川被双规，张宗海的问题接着也暴露了。中纪委对张宗海立案审查，又发现他在担任黔江区委书记期间，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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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受贿约数百万元。

　　《重庆日报》报导，“经中共中央批准，免去张宗海的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委员职务。”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案件竟然和5年前发生在东北辽宁沈阳市的马向东案如出一辙。1999年7月初，中共沈阳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因涉嫌动用4000万元人民币公款，13次到澳门豪赌而被捕。

　　中央得悉马向东案后，派出专案组调查当时的沈阳市长慕绥新，结果揭露出多起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两者相比，马向东是“小巫见大巫”了，张宗海的数量更为巨大，当然胆子也更大。笔者要问的是，为什么“前车之覆”未能起到“后车之鉴”的作用？为什么前“腐”后继成了一些官员的“必然”？可以想象，动辄数以亿计的豪赌，不是三两天能够输掉的，“多次”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概念。

　　为什么张宗海之流可以毫无顾忌地到澳门去赌博作为副省级官员，以什么名义多次离境，是谁批准其离境，何况又是到澳门？人们不解的还有两个亿是怎样被“挪用”的？也许笔者孤陋寡闻，什么单位可以储存两个亿的现金？监督部门的作用为什么没有发挥？黔江区是重庆市惟一的一个少数民族区，也是著名的贫困区，张宗海就是这个新设立区的第一任区委书记。

　　在这样一个贫困地区竟能贪污受贿几百万元，用鳄鱼似的贪婪来比喻都不为过。然而，不知道张宗海是以什么样的“政绩”升迁至副省级干部，又是怎样通过了组织部门的考察，又怎样躲过了“离职审计”的关口？监督和防范机制形同虚设，或者说没有真正启动，是问题的症结之一。比如领导干部申报个人财产，多半是自己填报以后交上去就完事儿了，缺少核查其真实性的制度。

　　又比如离任前的审计对高升的官员只能是形式而已。如果像有些国家的做法，一个人要到政府为官，必须限期抛掉持有股票；平时个人财务往来主要通过银行进行，如果有大额现金入账，必须出具收入凭证；卸任之后，其财产状况又要向社会公布等等，都会使得那些政府官员必须谨慎。如果种种预防腐败的制度没有发挥作用，那么，为官者腐败的机会就会很多，而腐败风险却又很小。

　　重庆市出台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日前开始正式实施，这是中国内地第一部以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高官问责制”，标志着中国开始为官员问责建立法制保障。《办法》的问责对象包括重庆市政府各部门的行政首长，以及参照执行的部门副职、派出和直属机构的一把手。它通过18种问责情形，对政府行政部门一把手分别追究其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7种责任，小至诫勉、批评，大至停职反省、劝其辞职，而监督管理不力也是属于问责范围之一。

　　据7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对违规购车负责的呈贡县委主要领导已被撤职。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还提到，呈贡县纪委书记因为“监督失职”也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责令其辞职。

　　以“监督失职”对纪委领导进行处分是恰如其分的，同时也具有警示意义：它提醒纪检监察部门和干部切实做好两点，一是自己要洁身自好，否则就不可能有监督的底气；二是不论面对何种情况，都要勇于监督，因为这是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神圣职责。第一点做不到自不用说，有各种廉政规定等着；第二点疏于失职也不行，因为有“监督失职”这把利剑高悬在头上。

　　重庆市出台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是一部很好的地方法规。依此办法，“监督失职”和重用腐败分子的有关领导应主动引咎辞职，或有关职能部门责令其辞职并追究其违法违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