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泛珠三角”的地域组成上看，它曾经走过了从起初的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下游及河口的“珠三角”地区，到以广东、香港、澳门三个支点加海南构筑而成的“大珠三角”经济圈，再到今天以“一国二制”与我国东、中、西部合作发展相结合的“9＋2”模式。除了珠江流域的省份外，它还包容了长江上游及中游的一些省份。这一新的地域组合尽管有悖于区域划分的一般原理和我国按照地势、河流或行政大区划分区域的历史传统，却又有其存在的内在合理性与必然性，即该区域内共同的外贸出海口岸、以大规模人口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密切
经济联系，以及以香港为中心城市、广东为核心地区对广大新拓展的内陆腹地的强大影响力和辐射力。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目前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与长江上中游省份之间经济联系的弱化和经济腹地的丧失，从而对长三角及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发展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和十分严峻的挑战。
目前，长三角区域合作仍以“1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利益主体的单位，近年来，浙江金华市、安徽马鞍山市和江苏苏北等市要求加盟长三角，长三角区域外延有着不断扩大的客观需求。因此，“15＋1”的狭义长三角概念应当逐步淡化，取而代之并应进一步强化的将是以江浙沪三省市为合作主体和更高行政级别的经济合作交流模式，我们也可称之为“泛长三角”模式。
从长江经济带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探讨长三角与长江上中游区域合作的大计，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上海对长三角及长江上中游地区的综合服务功能与辐射带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为此，首先应积极探索长三角与长江下游省份安徽省组建新的区域战略联盟的现实可能性，通过与安徽省的全面合作，共同打造以申苏浙皖三省一市为合作主体的“泛长三角”，形成长江下游及河口地区的整体联动发展新态势。
其次，上海应从“一个现代化、四个中心”的发展战略目标和“立足长三角、服务全国、融入世界”的发展战略高度出发，在努力提升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同时，正确处理好自身发展与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关系。
第三，应切实加强上海与南京、武汉、重庆等长江沿江中心城市的合作与互动，充分发挥流域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辐射、服务、带动作用。
第四，要进一步加快沿江铁路和沿江高速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步伐，并在流域综合治理、流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多层面、多渠道地加强与上中游省市的合作。
第五，进一步完善长三角16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制度，设立常设的专门管理机构，变每两年召开一届会议为一年召开一届，并使其与一年一度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峰会）制度相衔接。
第六，进一步强化各地政府特别是中心城市政府协作办公室的窗口作用与管理职能，充分发挥其对口支援、区域合作、城际经济信息和政策信息的采集与交流、制定与发布城市对国内各地开放政策等方面的职能作用。
第七，在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同时，还应不断强化和发挥中央派驻长三角的一些管理职能部门的作用，强化它们在涉及区域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的一些局部领域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职能和权力。待到长三角各地政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中央派驻机构的管理协调职能充分发挥了，各地经济的发展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了，一个统一的区域综合管理协调机构的建立也就水到渠成了。来源：经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