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武汉7月11日电 通讯：历尽沧桑铸辉煌--大武汉城事记略

　　新华社记者熊金超

　　在旧汉口租界外墙斑驳的楼群中，一座修葺一新的古楼格外引人注目，楼体上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熠熠生辉。如今，这座庄严、肃穆的英式小洋楼，在长江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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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风雨，矗立百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逆境中的转机，也见证了大武汉的沧桑与辉煌。

　　经典城事 绘就华章

　　1921年7月，改变中国20世纪命运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悄然召开。如果把大上海比喻成中国红色革命的起点，那么，大武汉则是把中国红色政权引向胜利的转折点。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共产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被迫转入地下，全国6万名共产党员骤降至1万名左右，革命群众团体纷纷被捣毁、被查封，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的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坠入低潮。

　　在此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在形势异常险恶、交通非常不便而时间又那么紧迫的情况下，当时在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以及相关代表共21人，在俄租界这座小楼里，秘密举行了为期一天的会议。

　　正是这次会议，给处于严重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指出继续斗争的目标，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

　　翻开中国近代史，人们不难发现，在大武汉上演的一个又一个的经典史事，左右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

　　自明末即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并称“天下四大名镇”的武汉汉口镇，此后逐步发展成为商贾云集、帆樯林立的“楚中第一繁盛处”。国内“十府一州”“所需外埠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正是出于对这一内陆商贸集散地的看好，靠鸦片战争侵入中国的帝国列强，1861年选择汉口对外开埠通商，以汉口为中枢的长江干线，迅速发展成为列强争相掠夺中国财富的经济走廊。

　　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开风气之先，在武汉创建了我国第一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从此闻名天下。随着制造业的迅速崛起，武汉一跃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地区，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和最重要的大都会之一。

　　空前昌盛的制造业，催生了资金融通、生活服务行业的勃兴，使传统商贸优势更为凸显。至清朝末年，被誉为“东方之芝加哥”的武汉，不仅成了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对外通商口岸，而且成为与沪、津、穗并称的全国四大金融中心之一。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义在武昌打响了推翻封建帝制的第一枪。随着全国各地对武昌起义的纷纷响应，统治中国达半个多世纪的半封建、半殖民王朝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

　　1923年，震惊世界的京汉工人“二七大罢工”在武汉爆发，吹响了中国产业工人争取政治权益的号角，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

　　大革命时期，武汉一度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所在地。

　　抗日战争时期，“保卫大武汉”的胜利，成就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伟大壮举。

　　建国之初，国家“一五”重点投资的156项基本建设项目中，布点武汉及周边地区的有武钢、武重、武锅、武船等20多项，使武汉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工业基地。

　　1957年，百废待兴的中国举全国之力，在这里兴建了全国第一座长江大桥，实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梦想。自此，全长2300多公里的京汉、粤汉铁路干线胜利携手，湘桂、浙赣铁路也就此融入北方铁路运输体系，中国的交通大动脉从此满盘皆活，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物流、人流，也从此不再受长江阻隔……

　　改革开放 谱写诗篇

　　在“武汉关”对外关闭的20多年间，武汉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交织着成功的喜悦与失落的痛楚。然而，闭关建设却使武汉从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消费城市，发展成了一个以钢铁、纺织、机械为主、布局合理、门类齐全的工业重镇。

　　1978年，中国重新向世界敞开国门之后，以对外开放为先导的武汉，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改革中国旧体制的华美乐章。

　　1979年，在全国率先宣布“敞开城门”的武汉，对外开放了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街，不仅使这条仅有103家个体商户的窄小街巷，逐步拓展到了延伸10多个社区、100多条里巷、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辐射全国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中国小商品流通领域的一次深层次革命。

　　“交通突破，两通（交通、流通）起飞”——九省通衢的武汉，在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这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经国务院批准付诸实施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全国内陆城市的改革与开放，也使自身的经济实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983年3月，武汉洗衣机厂招标采购零部件。这个新中国的“第一标”，打开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

　　1984年8月，武汉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放开蔬菜市场价格。一度被扭曲的价值规律重新在中国发挥作用。

　　1984年11月，德国专家格里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这一由西方专家首度执掌中国国有企业而兴起的冲击波，冲开了中国国有企业技术引进、智力引进的闸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教育力量居全国第三位的武汉，1987年在国内率先推出了“科教立市”战略。随着这一创举在全国的不断被“复制”和“放大”，“科教兴国”已列入国家的议事日程。

　　1988年5月，武汉市企业兼并市场宣告开业，长期讳言企业“兼并”“破产”的中国，翻开了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新的一页。

　　在1992年春天的那次举世闻名的南方视察中，像当年毛泽东选择在汉亲临长江一样，武汉成为邓小平巡视的第一站。“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谆谆教导，使中国迅速驶入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快车道”。

　　当年，代表武汉商业文明复兴的中国商业第一股鄂武商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中国商业由长期封闭的计划经济向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转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部崛起 引领新潮

　　从1992年到1998年，作为一个拥有近800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经济连续7年年均递增16％，一度被称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界的“武汉现象”。

　　然而，在中国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的宏观背景下，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经济圈为主要支撑的东部沿海地区将引领全国经济增长，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也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经济出现集中、连片发展振兴的势头，而作为中部地区惟一的特大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市场优势的武汉，其担纲中国东、西部地区资源、信息、技术交流和交换的战略结点的功能却出现了日趋弱化的态势。在全国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改革开放之初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排名第四的武汉，到2003年下滑到第11位，落到了青岛和宁波之后。

　　东南沿海要率先实现现代化，西部要大开发，东北要振兴，位列中部要冲的武汉怎么办？

　　“依汉而兴，因武而昌。”武汉市委书记陈训秋对大武汉盛名由来的戏解，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一个城市对核心竞争力的追求。

　　“企业优先、市场优先、效益优先、基层优先！”在中共武汉市委十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陈训秋铿锵有力地部署了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举措。

　　随着今年年初中央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武汉又成为海内外客商关注的焦点。今年4月，继年初一批大型财团分批考察武汉之后，香港100家知名企业组成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投资考察团，专程赶赴武汉，对武汉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考察。到目前为止，香港各大财团与武汉新签订投资协议已超100亿美元。

　　与此同时，汉鼎亚太风险投资公司（美国）、IDG创业投资基金（美国）、麦肯锡公司（美国）、集富创业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京华山一企业融资有限公司（香港）、JENESIS咨询顾问有限公司（英国）等著名国际投资企业，联手对武汉排名前100位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地毯式的考察，拟就了各自的风险投资计划。

　　国内从沿海的福建、江苏、浙江到西部的贵州、重庆，从南部的深圳、广州到东北的辽宁，今年也相继组团来到江城，与武汉签署了超过1000亿元投资与合作协议。

　　地处中部的各个省市，也相继制定出台了与武汉的合作与交流计划。武汉正以其“得中独厚”的区位优势，加强与周边20多个大中城市的合作，加紧兴建以武汉为重心的、超越行政区划和行政约束力的城市经济圈。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市长李宪生说，“圈，不是行政概念，而是经济概念。它首先表现为一种聚散能力。”截至目前，全国驻武汉办事机构已达到2600多家，已在这里兴办或正在筹建分支机构或办事处的国际财团和金融机构已达110多家，注册资金超过亿元的国内外大企业、大集团、大公司已超过90家。

　　“武汉是中部的武汉，也是中国和世界的武汉，”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大年说：“武汉有条件也有必要建设成仅次于上海和北京的超大城市。”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内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格局：东南沿海的发展一日千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时不我待，西部大开发的浪潮方兴未艾。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广袤的中原大地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群雄逐鹿的时代。

　　历史又将武汉推向了一个新的关口，武汉已别无选择。

　　“大力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解决中国中部塌陷的重大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汉英和北京大学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认为，武汉城市圈应该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第四大都市区。

　　借助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机遇，以振兴中国制造为己任，用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打造一个新的中部经济增长极，已成为大武汉重塑辉煌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