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王幸福：我的报告解决了部分问题

　　东方早报驻京记者 路北

　　早报记者 严晓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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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梦想行侠仗义”

　　东方早报：据说你完成这个调查报告要吃很多苦、花很多钱，还要冒很大风险，那么究竟为什么做这样一件事？

　　王幸福：因为宜阳县的乡镇干部太不把老百姓当回事了。2001年以来，“打、砸、抢”的事情就开始有，2002年就开始大规模的搞，征农业税的，分成小分队和突击队，小分队八到十个人，突击队就有几十个人，手拿电警棍、橡胶棒，冲到农民家里去，被打伤了的、骨折的、甚至打死了的都有，还有人被拉到大街上跪着，还拍成录像到电视上曝光。

　　我从小就受人欺负，到19岁的时候，在人前还不敢说话，但我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梦想行侠仗义。上面这些事，开始我只是听说，毕竟没有亲眼见到，后来想向上面反映问题，就得需要调查。

　　东方早报：被调查的人凭什么相信你？他们愿意说么？

　　王幸福：198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给上面写信，反映村里小学的危房得不到修缮的事情，问题很快得到了反馈，河南省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从此以后，我在村里面就让人刮目相看，村里人有什么事情也都愿意来找我。

　　他们也有担心，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开始都不敢说。大家怕啊，他们说：“亏已经吃了，如果再来找麻烦怎么办？”我就和他们说：“过去你们没去惹他们，他们不照样来惹你们，你们不说，以后又来欺负你们怎么办？”我这么一说，好多都配合了。

　　“我跟他们论理”

　　东方早报：你做这件事有没有危险？是否担心过？

　　王幸福：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所以开始是秘密进行的，我让他们一定不要往外说；我每天在别人家睡觉，打游击战；我每次都到别处去发信，我就怕他们把我的信截留下来，暴露了身份。我曾经被他们诬陷过一次。但是，事后我还是主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己当时还是不够理智，所以授人以把柄。经过这二十多年的努力，我会利用我所学的法律知识，跟他们论理。

　　东方早报：你家里人对你做这些事情持怎样的态度？

　　王幸福：我离过两次婚，但都不是因为维权的事情。我儿子在外地当厨师，给了我20000元，我自己这几年的积蓄有6000元，这些钱全都让我投到这次调查中去了。我儿子主要是担心我的安全，报告出来以后他非常害怕，劝我别管这些事情。

　　“没有人因为暴力征税而受处分”

　　东方早报：调查报告做出来后，您给很多部门都投了，有什么样的反馈？

　　王幸福：最先给我反馈的是河南省农业监督办公室。他们对我一直都非常支持，对事情的处理也最坚决，后来一直和我保持电话联系。后来，我通过经济日报的内参向国务院反映了这件事。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对此事进行了批示。随后，河南省省长也亲自过问了此事。

　　东方早报：问题解决了？

　　王幸福：没有。目前，宜阳县仅将一部分去年的罚款和扣押物资还给了农民。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因为暴力征税而受处分。省农监办虽然一直在帮我，但他们也有顾虑。在河南省对此事进行批示后，省里曾经组织了一个团到宜阳来调查，但是效果还没有省农监办好。我给这次调查编了一个顺口溜：走马观花一行程，调查结果还是零，接到一个假汇报，大嘴笑得合不拢。

　　东方早报：调查人员有没有和你见面？

　　王幸福：他们要求跟我见面，但是宜阳县的人不让他们见。那天一大早，家里就陆续来了几个乡里的干部，我当时还纳闷。他们跟我说：“老王，我们这段特别想你，来看看你。”后来一共来了七八个人，有的人在屋里跟我说话，有的人在外面打手机跟别人联络。到了中午，省里面的人一到我们村，就被安排到其他村民家，然后乡里面的人就对我说：“老王，最近乡里面开了一个新餐厅，饭菜做得不错，你看你人这么好，中午我们想请你过去聚一聚。”然后，这些人就一边拉着我上了小车，还朝着相反的方向绕了个大圈才出了村子。

　　这样，从头到尾我也没见着调查组的面，过了三天，我才听村里人跟我说省里面来人的事情。

　　东方早报：据说高层领导过问之后，宜阳县请你当监督员？

　　王幸福：那只是一种缓兵之计。宜阳县的官员跟我表面上都很客气，但只要我不在，他们就会对采访的记者说我坏话。有个记者跟县里面的干部说，你们要积极处理这些事情，这样还能落一个好名声，王幸福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他们立即就对那个记者说：“你说得不对，王幸福能说我们好话吗？”我一个平民，没有靠山，怎么敢无缘无故跟政府作对？我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主要还是法的力量，理的力量，事实的力量。

　　“我这不叫和政府作对”

　　东方早报：有人说你是与政府作对，你自己怎么看？

　　王幸福：我这不叫和政府作对，党的政策在那里，你就是不执行，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不正之风，我怎么能跟不正之风保持一致？调查后我发现，农民其实都是愿意交税的，“交税纳粮，天经地义”，农民就是这么想的。可是当地政府先亏欠了农民，拖欠了几百几千的工钱、没有调整好土地啊，农民在交税的时候才发发牢骚，那样就变成了“钉子户”了。

　　东方早报：那些你帮助过的人对你怎么样？听说你收过他们的报酬。

　　王幸福：他们都很感激我。当然，态度也因人而异。高村乡的张子刚得到了退赔的100元钱后，就跑到我家来，要给我50元作酬谢，他当时说得让人掉眼泪：“您就当作一杯茶钱吧。”我当时家里也非常困难，后来我收了他的钱。这个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很多人给我10元、20元，张子刚的50元是最多的。这些我都收了。

　　但是，这些钱比起我自己花掉的钱来说只是个小数目。还有四户被游街示众的人家，一共获赔2700元，但是，我到他们家回访，连一杯水都没有喝到。但我觉得，不管他们对我态度如何，我在帮助他们的时候都是公平的，因为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图回报。

　　“我想当人大代表”

　　东方早报：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王幸福：说实话，我想当人大代表，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好地维护广大农民的权利。其实我做的这件事，本是人大代表应该做的。

　　还有一个就是要总结出现在政府具体工作中的几个误区，寻出根源，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给党和政府当好义务参谋。我想等暴力征税的这件事情最终得到解决以后，我就想去找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女人，再组成一个家庭。

　　东方早报：我们知道，有很多冤案，农民们去上访，同样得到了上级的批示，可一直得不到解决？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王幸福：很多人为了上访都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受到打击后就一蹶不振。但我王幸福不会这样，我就是被打击一百次，还是会把这些事情做完。这件事我最终就是要做到，彻底解决宜阳县的不正之风，并使那些官员得到应有的处理。我相信，离处理他们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