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索引：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来自世界银行的一个最新研究报告，这份关于“腐败成本”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被用于贿赂和腐败行为的金额高达当年全球GDP的3.3%，达到惊人的1万亿美元。

　　“中国在这方面的数字可能是10%左右。”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也同意10%%的判断。而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著名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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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黄苇町则认为，“5%~7%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大约七八百个亿。”此外，专家们在表示担心的同时，对中国的反腐败也表示出了足够的信心。反腐败需要量化研究

　　按报告主持人、世界银行学院治理局局长丹尼尔·考夫曼的说法，1万亿美元包括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实际行贿数额的估计值。据记者了解，考夫曼是根据2001~2002年的经济数据计算出的这1万亿美元，与同期刚刚超过30万亿美元的世界经济总量估计值形成对比，并且还不包括被挪用的公共资金或被盗用的公共资产。

　　这次报告衡量的重点是从私营部门（企业和个人）流向公共部门的贿赂规模。如果将贪污和盗用的公款计算在内，实际的经济损失就会更大。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教研室主任程文浩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数字是令人震惊的，但关于腐败成本的估计数字很多，涉及估算的话，我一般很谨慎，通常这些估算没有足够的根据。”

　　程文浩博士认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会更高一些。

　　考夫曼的报告中也指出，计算出的全部腐败交易值不过是总腐败成本的一部分，而后者则是新兴经济中减轻贫困、减少不平等和降低婴幼儿死亡率的一个主要障碍。

　　这份报告还估计，如果各国能够消除腐败现象，GDP就可以翻4番，全球儿童死亡率可以下降75%%。考夫曼评论说：“我们发现了被我们称为‘400%的治理收益’。”

　　所谓“400%”的治理收益是指，一个人均收入为2000美元的国家，如果采取遏制腐败的措施，改善治理和法制状况，就可以预期其人均收入将在长期内上升到8000美元。

　　黄苇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GDP翻4番就太多了，如果没有腐败的话，如果各国市场化运作公开、透明的话，那么GDP增长20%%是有可能的。”考夫曼在报告中还谈到，数据使治理腐败和制度变化非神秘化、非感情化和非轰动化了，使更深入和冷静的对话成为可能，它使人们能够对从证据中得出的经验教训进行计量研究，从而推动该领域的进步。

　　制度监督专家钟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我们现在也最需要量化的研究。马克思说，凡是科学的东西都是可以用数学量化的东西，反腐败走向制度化科学化，那么肯定需要很多量化的基础研究做支撑才行。”我国腐败黑洞有多大

　　黄苇町认为：“我们国家正处在转型期，转型期的腐败是最可怕的，我们国家大概比3.3%这个数字略高一点，也可能差不多，总之不会比这个数字低。”

　　黄苇町表示，“比较起来，国际倒数的头20名不是我们，5%~7%就很不低了。”

　　据今年3月著名的反腐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2004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中透露，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清廉指数CPI排在第66位。用CPI“10分制”的指数看，中国3.4分，处于“腐败比较严重（2.5-5.0）”区。

　　胡鞍钢教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用数字来量化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曾在《腐败黑洞》一文中说，腐败使中国每年蒙受的损失（人民币）数以千亿元计！

　　胡鞍钢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曾正色指出，腐败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损失、最大的社会污染、最大的政治挑战”。

　　根据胡鞍钢教授2000年9月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的经济损失计算：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的13.3%~16.9%。“若扣除一部分重复计算，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1999~2001年10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占GDP总量比重的14.5%~14.9%。

　　“尽管中国可能是世界上腐败经济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腐败已经是吞噬人民和国家财富的巨大‘黑洞’，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党和政府采取旨在防治腐败的制度性措施时，腐败的经济损失会明显减少，仅取消各种乱收费在1997~2001年间就使老百姓和企业减少经济损失达1700多亿元。”胡鞍钢说。

　　据了解，中纪委辖下的《国风》杂志最近透露，省部级干部违法违纪案件涉及私营企业的占77%，经济类涉刑案件和私营企业主有关的占86%。

　　有学者针对这个数字提出，不能说这些腐败案是由于私营企业的存在造成的，关键是公共权力的建设要到位。黄苇町在表示担心的同时，对反腐败也表示出了足够的信心，他说，为什么权钱交易这么明显，就是一些政府行为没有退出市场，相信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监督制约制度的完善，腐败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