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整理：梁晓莹、杨伟鸣、黄林霞编审：吴华清

　　编者按：7月7日，本报编辑部和省社科联、省经团联联合举办了我省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分析专家座谈会。到会专家深刻理解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紧密联系湖北实际，分析了我省当前经济运行宏观形势，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本报特将专家发言整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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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控中怎么抓机遇

　　陈文科（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我国新一轮宏观调控中，对于具有重化工业优势的工业大省湖北而言，有挑战，也有机遇，但机遇大于挑战。湖北必须把握好机遇，趋利避害，争取主动，在全国宏观调控中加快湖北重化工业调整升级。

　　国家宏观调控的产业重点，主要是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的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行业。而我省钢铁、水泥行业的发展，大都在国家产业政策的“笼子”里。而我省前几年一度扩张的“五小”钢铁、水泥项目，在整顿市场环境中已得到有效扼制。

　　新一轮国家宏观调控，从总体上看，对我省重点行业和企业冲击不大，而且，还为我省钢铁、水泥等竞争领域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带来了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

　　基于这种认识，湖北在新一轮国家宏观调控中应有所作为。特别是重化工业，作为湖北的优势产业，完全有可能抓住这次机遇，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首先，要加大钢铁以及汽车行业联合、重组的力度。与汽车行业相比，湖北钢铁行业联合、重组步伐还不够快，武钢、冶钢、鄂钢“三钢”分治的局面不利于我省钢铁企业形成拳头，应对国际钢铁市场的竞争。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加快“三钢”市场导向下的联合重组，打造华中钢铁航母。二是要加快湖北水泥行业联合重组的步伐。东部以华新集团、西部以葛洲坝集团公司两个水泥“小巨人”为龙头，组建湖北水泥行业的航母。第三，在对开发区的整顿中，应继续发挥武汉东湖高新开发区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两大开发区的优势和辐射效应，巩固发展襄樊、葛店及宜昌、黄石等几个初见成效、潜力较大的开发区，避免过去在开发区建设上撒胡椒面的倾向。第四、要大力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第五、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目前我省正实行强县扩权，但从长远看，关键还要增强县域经济的“造血机能”。

　　新一轮经济增长靠什么

　　曹阳（华中师大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新一轮增长，我们将面临哪些新的特点呢？

　　第一，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将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较大幅度地提升劳动力价值，保护劳动者权益，转变经济发展思路。

　　第二，“生活质量”意识将更加突出。那些高污染的产业与企业将被淘汰，同时，“绿色”产业、环保产业将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三，“资源”与“能源”制约更加明显。目前，能源、电力全面紧张，既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强劲，也暴露了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低的弊端。我国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依赖资源的高投入获得经济高增长将会走向死胡同。今后，将通过市场机制的强有力手段改变那种依赖资源高投入的粗放式发展。

　　第四，经济快速增长将进一步突出“全球化”意识。经济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为此，政府和企业要进一步熟悉WTO规则，具备更开放的战略眼光。

　　第五，经济发展将更倚重“知识含量”。不管是汽车、住宅、钢铁等传统主导产业，还是IT、通讯、旅游、教育、娱乐、健身、媒体等新兴消费热点，“知识含量”都将成为重要的竞争要素。

　　第六，将突出“统筹发展”意识。统筹不是统一，不是“一刀切”，地方政府能否抓住机遇，在统筹发展中脱颖而出，依然有重要的意义。

　　第七，经济增长将更突出“民间”和“市场”的作用。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渐淡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会进一步增强，民营经济将进一步增长，经济发展环境的竞争也将突出“软环境”的作用。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哪些压力

　　王红玲（省农业厅副厅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种种迹象，表现出了温和通货膨胀的苗头；同时，社会就业和保险支付压力较大。1月至5月，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逐月攀升。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饲料价格上涨，江城鱼价已出现持续走高态势。而工业“高进低出”的格局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对企业生产经营和效益的提高形成了较大压力。我省今年城镇将有120万人需要就业或再就业，而新增就业岗位仅70万人，供需矛盾突出。此外，全省农村还有600万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与此同时，我省社会保险支撑能力弱，资金缺口大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全省工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产销率下降、产成品库存上升和企业亏损增加的问题。工业运行中，煤电油运等更趋紧张。目前我省年消耗煤炭5800多万吨，90%以上需要从外省调入。全省日用电量缺口约在1000万千瓦时左右。由于要保证电煤、化肥等供应的紧急需要，铁路运力也日趋紧张。

　　下一步，应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努力扩大就业，加快重点建设和结构调整，继续改善消费环境，拓展消费领域，努力扩大消费需求。以招商引资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为重点，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高开”之后如何走好

　　叶青（省统计局副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年以来，湖北经济运行呈现加速态势，一举扭转了近几年来低速徘徊的局面。一季度，全省GDP预计增长11.8%，比上年同期加快2.3个百分点。经济形势好具体表现在：夏粮喜获丰收，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工业增长速度加快，经济效益继续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投资结构进一步调整；消费市场繁荣活跃，城乡差距继续缩小；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财政收入快速增长，金融运行基本稳定。

　　当前也有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一是农业生产条件不够完善，农民对政策到位心存疑虑。二是煤电油运紧张。三是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四是工业在增长的同时，产成品库存也在增加。因此，预计全年经济形势走向将会“高开平走”。

　　在新一轮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如何突出湖北特色？首先要重视发展名牌经济，包括名牌产品、名牌企业、名牌企业家等。特别要注意在宏观调控中保护民营中小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并把发展乡镇经济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突破口。其次要发展路网经济。注意沿交通要道抓好产业布局，构建“三圈”（武汉、襄樊、宜昌）、两带（汉江、长江）经济体系。三要发展服务经济。关键是利用区位优势发展服务业，同时也要加大政府服务社会的力度。四要发展联合经济。加强中部地区的经济联系，发挥好主导作用。

　　此外，湖北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经济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拐点”出现后怎样看“点刹”

　　梁亚莉（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今年一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明显加速，GDP增幅达11.8%，出现了掉头向上的明显态势。二季度形势也很好。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幅均一改近年来略高于甚至低于全国水平的局面，出现大幅跃升。种种结果显示，在持续几年的低速徘徊后，湖北经济强劲向上的“拐点”已经出现。湖北经济与全国一样，已正式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这也是湖北自主性增长的结果。

　　然而，我省“拐点”的出现比全国晚了一年多。一些重要指标落后于全国长达15个月以上，在全国已经持续一年多“高增长”情况下，国家正采取宏观调控措施遏制局部过热现象。湖北刚刚起步就遇上“点刹”，显然又赶了个“晚集”。

　　当前，湖北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湖北新的增长态势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不仅需要尽快弥补一年多落后于全国的“差距”，更需要以持续较快的发展来满足扩大就业、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与实际相比，湖北发展远远不够。二是制约湖北发展的结构矛盾依然突出。支撑我省工业增速和效益的仍然只是钢铁、水泥、电力等少数行业，且波动较大。与全国相比，大多数产业的景气水平仍有差距。这些问题说明，我省支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动力还不够充分。

　　现在的关键是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不是一个空泛的理论口号，而是对现实的深刻总结。面对湖北发展的种种深层次矛盾，需要切实以新发展观为统率，联系实际深入剖析，真正做到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发展的出发点，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到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上来，放到以市场化、民营化为导向、以优化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效益为重点的轨道上来。

　　金融业要大力支持地方经济

　　马天禄（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副行长、高级经济师）：

　　目前宏观调控已进入了关键时期。作为重要调控手段的信贷调控已取得了明显成效。4月至5月，全省信贷增长幅度得到控制。湖北金融形势是有喜有忧，存款继续增加，不论是企业存款，还是个人储蓄存款都有所增加。这说明企业流动资金的情况还是好的。同时，贷款结构有所变化，贷款新增额比去年有所下降，而一直比较薄弱的农业贷款则呈上升态势。但贷款收缩过快，工业贷款与基本建设贷款与去年相比都大幅收缩。

　　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我们应关注这样几个问题：首先，要把握宏观调控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银行在坚决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时，也要加大对地方经济的支持力度。宏观调控不能过急、过度，应以经济手段调控为主、行政控制为辅。在控制信贷总量时也应准确把握调控时机、节奏和力度，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不搞“急刹车”和“一刀切”。要根据具体情况，该支持的支持，该压缩的压缩，防止引发大批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

　　此外，还要积极研究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出路，提高经营效益。商业银行要正确理解国家宏观调控精神，积极研究行业发展政策，寻找优质企业和潜在客户，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要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对电力、石油、交通、供水等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项目给予重点倾斜。

　　科学发展观下的经济增长越快越好

　　简新华(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何正确评估和对待中国宏观经济快速增长的趋势，已经成为国内外经济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有“恢复性增长论”，有“正常论”，有“宏观经济形势大好论”等等。究竟应该怎样判断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呢？我认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新阶段。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中期、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以及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期，都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从新世纪开始，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面临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双重任务，正好处于符合这些标准的时期，巨大的潜在需求必将极大地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因此，去年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必然的，而且能够保持下去。一方面，我们用不着大惊小怪，更没有必要害怕；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出现的结构性矛盾要正确应对。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增长越快越好。但是，一定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当然，经济增长也不是无条件地越快越好。如果高增长伴随的是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就是低效率、不合理、也是不可能持续的增长，对此必须进行调控和降温。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是高增长中有冷有热。从总体上看是增长较快；从产业结构上看，则是有热有冷。有的产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投资过多、增长过快、重复建设严重，属于过热产业。有的产业如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投资较多、增长较快，属于该热的产业。有的产业如农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投资仍不足、增长还不快，属于偏冷的产业。

　　面对这种现状，我认为：过热的降温、该热的保温、偏冷的升温，统筹兼顾、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实现协调发展。

　　不能损害长期经济增长的机制

　　曾国安（《经济评论》常务副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经济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客观存在，缩小以至最终消除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任务和目标，因此，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调控的度，如何在经济宏观调控中寻求发展空间，如何为在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转变之后迅速推动经济发展是我们要重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虽然我们要服从统一的宏观经济调控，但始终需要把握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短期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地区而言，始终不变的是谋求经济的长期、快速的增长。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说，是为实现经济的长期良性发展创造条件，决不能因为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长期经济增长的机制，特别是对于湖北经济增长具有战略意义的投资和产业发展应予以保护。

　　随着经济发达地区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必然要向外地转移，哪个地区抓住了这个机遇，哪个地区就能取得快速的发展。投资的转移引导着产业的转移，所以实际上就意味着谁能吸引这些地区转移出来的资本，谁就能够取得发展。

　　从工业来看，近20年来，轻工业取得巨大发展之后，重化工业将会成为工业发展的主体。湖北具有重化工业发展的基础，能否在重化工业化背景下，加快重化工业部门的发展，对于湖北经济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至关重要。在市场化的条件下，重化工业部门能否取得发展在于其是否具有竞争力，湖北应该以吸引投资和提升重化工业部门的竞争力为核心，努力谋求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使重化工业部门取得快速发展。

　　出路在于两个转变

　　徐长生（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经济刚刚告别1998年后持续5年之久的通货紧缩，于去年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此次扩张及通胀抬头来得快且势头猛，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工业和农业的“瓶颈”约束更加严重，大量生产能力过剩与部分基础产业的生产能力不足并存这种结构性矛盾异常突出。

　　究其原因，首先是我们对经济发展新阶段新的市场规律缺乏足够的前瞻性认识。当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新发展阶段，在传统的高投入、高能耗的增长方式下，经济增长对能源和基础原材料的需求弹性和需求量较之以前均大幅提高，而我们在前些年的通缩时期，限于当时的产能过剩（如电力过剩），对这些产业的生产和投资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政策，乃至于近一年来当经济增长提速时，这些产业马上成为整个经济扩张的“瓶颈”约束。

　　其次是许多企业以及银行和地方政府对新阶段市场变化的反应过度。面对由“房热”、“车热”带动的新一轮消费浪潮，一些企业看到了投资房地产、汽车、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巨大盈利机会，于是加大了投资的力度；而银行出于“上市”和降低不良资产率的巨大压力，也加大了对这些行业的信贷投放量；地方政府出于加快增长和增加就业和税收的动机，也采取了各种支持和鼓励政策。

　　为了走出改革以来我国经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所造成的巨大损失，除了中央已采取的“点刹”及结构性调控的近期对策外，我认为，从根本上是要实现两大转变。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因为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我国传统的高投入、高能源的增长方式已无法持续下去，能源、资源约束问题将越来越严重。二是政府职能由生产型向服务型、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因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有关，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就会被扭曲，经济发展的轨道就会被扭曲，就很难实现持续而稳定的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