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于蓝 83岁 表演艺术家

　　蔡玉珠 56岁 当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

　　李加录 65岁 延安宝塔区冯庄乡西河沟村党支部书记

　　杨树栋 冯庄乡党委书记

　　主持人：今天的《实话实说》先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我们先有请两位小演员，伍蓝莹和马毅东为大家表演《兄妹开荒》。

　　(表演完)

　　主持人：说到《兄妹开荒》这个节目呢，可能很多老一辈的朋友非常熟悉，而且还会唱，因为他们对那段时光和那时候发生的那些故事记忆犹新，但是对很多年轻朋友来讲，可能就不那么熟悉了。今天我请来了几位朋友，就要跟大家说一说发生在那段时间的故事。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各位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你们可以先听听曹老师是怎么唱的。

　　曹伯炎：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十七岁的女娃娃来延安，几十年革命风雨里行，小八路变成了大明星，她演的电影真不少，这么多年都忘不了，她演的江姐真是好，《实话实说》现场就来到。

　　主持人：猜到了吗是哪位？于蓝老师。好我们掌声有请。特精神吧。我第一眼见到于老师由衷地说了一句，您越老越好看了。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那段记忆，也是在于老师的一生中间非常珍贵的一段记忆，到了延安，我特别想知道您到了延安以后，一路上很艰辛，看到那个宝塔，看到那个标志性的建筑的时候，你们所有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情？

　　于蓝：怎么说呢？我从平西出发，是8月底到10月24日这一天，我们是十几个人，领队就说今天咱们就到延安了，咱们就吃一顿饭，到那再吃。大家就非常高兴，当然就想着应该是很快就到了。

　　主持人：那会儿在路上走了多长时间了？

　　于蓝：也说了有八十多里地。我当时也想着很容易，越走越走不动了。到了下午，八十里路，说真的从前我在北平念书就根本没走过路。我是走到平西去的。但是从平西再走到延安就是很好的锻炼了。但是一天也就最多走五六十里路了，这要走八十里路，但是那会儿脑子里到底多长也不懂。八十里多长也知道。

　　主持人：但是您那会儿一定觉得肚子饿了。

　　于蓝：不是，就是腿没有劲了，走不动了。也饿了，大家简直迈不开腿了。就这么勉强往前走，忽然有人说，看啊，宝塔到了，大家马上一看。哎呀，一下子大家也并没有说马上要哭了，高兴地都跑起来了。都有劲了。就是小跑，走得很快。反正到五点多钟就到延安了。就是这样子，进去把背包扔在招待所的炕上，我和我那个同伴就到城里，因为也是将近两个月没有进过城。不管怎么说，延安是有一个城，虽然是很小一个城，但终归是一个城啊，我们就想进去看看。一进去看，确实城门洞很小，哪像北京的西直门。小得不得了。但是走进去一看，摆摊的，梨啊枣啊枣饼啊也就是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多的东西。再往前一看，怎么还会有个大教堂，非常高的教堂。这教堂是干什么的？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怎么回事，一进去好多人，里头黑压压的，台上站着的人特别吸引我，是一个女的，扎着皮带，用手指挥大家唱这个歌。歌声嘹亮，整个大家一片。

　　主持人：特热闹。

　　于蓝：欢腾啊，都爱听。歌刚唱完，那边一个男的就站起来了，唱得好不好，那边说好，再来一个要不要啊，要。这边唱歌的女的一点儿也不示弱。大家说该谁唱啊。大家说谁谁谁。第八队。第八队第八队就是这样，大家就是这样互动的，呆会儿比方说第八队喊得多了第八队就唱了。唱两首歌以后大幕就拉开了。那女同志就走了，当时我就看这也不是外国人就是一个大礼堂。就是这个教堂已经是我们的活动场所，集团活动场所，而且是个文化娱乐场所，他写的是“干部联欢晚会”。“干部”我在念中学的时候没听说过，“联欢”没听说过，“晚会”没听说过。这几个大字在那一亮。我心里一下就亮了。怎么个联欢，就是唱歌完了就演出，演出是四幕话剧，我在最后一排，人都站满了，人就一直站在那看。后来就挤着站在凳子顶上翘着脚看。一直看了四幕戏，看完了高兴得不得了。你想多么兴奋这都是我在学校里一点儿都没有的。

　　主持人：原来在生活中看不见的。

　　于蓝：没错。就使我感觉有点像丁玲的小说，好像就是特革命、乌托邦的思想，我都说不清楚。我就非常兴奋，我和同学回招待所，该睡觉了，回去一看，我们两个人的地方没了。炕让别人都睡满了。地下是一个炕席。

　　主持人：你只能睡在那了。

　　于蓝：一张炕席已经睡了两个人，大家都知道一张炕席就这么大，已经睡了两个人，那一块就留给我们两个人。

　　主持人：从炕改成地铺了。那是几月份啊？

　　于蓝：10月24日，在西北的高原非常冷了。我心里想还得睡在地下，我们的队长也没批评我们。因为看见我们俩非常兴奋，但是又没地方睡觉。你们俩就将就吧。

　　主持人：您是第一次睡地铺吧。

　　于蓝：当然了，哪睡过地铺，也不是穷人家的孩子，根本就没睡过地铺。

　　主持人：这是到延安的第一天。

　　于蓝：第一天，地下这个凉啊，就睡不着。带我的这个人就是上北平来找我的这个人，他在北平就和我们讲，咱们不仅是到平西然后从平西到延安，那是“东方的莫斯科”啊，他跟我这么讲。你去不去？我当然去，莫斯科是首都，我知道啊。所以我很高兴，到这晚上我一想什么“东方莫斯科”，地下睡觉。心里想，那意思当然没说出来。这么苦这么冷还“东方莫斯科”呢，心里不高兴。很晚很晚快天亮了才睡着。睡了一会，吹起床号了，就要起来了，大家都很早起来，天刚亮就起来，就是吃了小米粥热馒头。在招待所的人可以吃馒头。刚去的人拿白面招待你，你要是编到队里就没有馒头吃了。都得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有馒头吃，就只能吃什么呢，就只能吃小米饭，大半时间吃小米饭。窝窝头都少，就只是小米饭。

　　主持人：您那会儿只有十七岁吧

　　于蓝：就十七岁，就这样我到延安的感受，第一天先是高兴。你看这情绪起伏几次，先是高兴，看到宝塔使劲跑，然后进城，看到那些新鲜事物，干部晚会，这也是我自己的好像是那种浪漫主义的思想就带动起来了。然后一回来睡在地下。这不是现在，起模范带头作用了。哪儿苦到哪儿去，那会儿还不懂这个呢。身上疼啊，心情不好。吃完饭情绪也没有继续坏下去。因为又有新的生活开始了，吃了馒头喝了小米粥，也不冷了，夜里的冷劲儿都过去了，然后就带我们到报到的地方去报到了。

　　主持人：您说这报到的事，我看您的书的时候特别感动，您在书中写到，您第一次拿到报名表的时候，旁边有两行字，我觉得这两行字可能对于蓝老师终生难忘。

　　于蓝：我一看，“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一下子血就热起来了。我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这边写“对革命无限忠诚”。这样一个表拿到你前头，首先就是这么两句话。你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你要对革命无限的忠诚。这个时候觉得自己，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价值观念，那时候就真正感觉自己是一个人，真正的人，而且是国家和民族记着希望的人。这就是延安对我的第一个教育，就是这样。

　　主持人：除了第一天到延安的那样高兴、新鲜，和您情绪的这几次波折，在以后的延安的学习和生活学习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您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

　　于蓝：不适应的多了，比如说开荒，大家也都知道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包围着延安，另外老百姓的负担也是非常重，好像有的电视节目也都介绍过了，有的老百姓对毛主席有意见，毛主席问他们怎么回事，老百姓讲，为什么对毛主席有意见，就是因为我们的负担太重了，这么多的军队，这么多的人，而且国民党又这么包围着，我们哪儿负担得起啊。所以毛主席就在抗大里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说老实话，我当时都没有听到，是别的同志听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围着想让我们死，就是叫我们不抗日。第一是你们不抗日你们都逃跑，咱们不会逃跑。第二叫你们饿死，咱们也不会饿死，咱们怎么办？只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个时候就开展大生产运动。

　　主持人：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兄妹开荒》，您那时候也开荒吧。

　　于蓝：也开荒。

　　主持人：那抡得动那个锄头吗？

　　于蓝：他那不是开荒，他那是除草的锄头，我们那是大三角的。挺老大个的，镢头叫镢头，大的镢头，那镢头的把儿这么长，前头好几斤重，你想我拿那个本身就够沉的。还要去开荒，开荒那处女地不跟咱们这地一样，都是荆棘疙瘩互相钩着，什么草根都在地下，根本一下子都下不去。下去把你手都震起来，都是那样子的，但是像我们这些年轻人也不甘示弱，就有一种那种青年人的虚荣心，我行我行。就在这要去开荒，我的样子可能已经很难看了。你想想那个镢头根本拿不起来。都要趴在地上了。我们都是女生队，都来抢我，就是不给就是不给，还要假装硬汉，结果就把人家手砍了一个口子，划了有五公分、六七公分长的口子，出了好多血。当时我们俩人都哭了，因为小嘛，都哭了，也没看见过自己给人家弄伤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主持人：可是我觉得好像虽然说有很多不适应和苦，但是那种精神和心情总是很愉快的，开朗的。因为我记得你给你哥哥写信的时候，那时候于老师的哥哥还没去延安还在家里。

　　于蓝：不是在家里，是在云南的联大。

　　主持人：对因为去那读书了，那时候给他哥哥写信就说，延安这个地方可能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但是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我想您给大家解释一下，您给您你哥哥写这句话的时候，是想让您哥哥来呢？还是让他分享您这种快乐？

　　于蓝：我希望他赶快来。但是我也要说实在的情况，我认为看了我这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你就要有吃苦的准备。第二句话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我想谁都愿意到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去，他一定会为了这份快乐而愿意来吃这份苦。就是这样，他其实还没看到我的信就跑来了。

　　主持人：信还在路上呢，人已经到延安了。

　　于蓝：人已经到了，那个地方的艰苦已经使他熬不下去了，他自己就过来了。要说我这一生中间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是在延安的时候了，我觉得自己的成长自己的一切都是那儿给我的。所以我觉得那确确实实，我以前因为小的时候没有母亲，家庭生活虽然是中等家庭，但是由于父亲的负担是很重的，也不是很富裕，又没有母亲，所以老是多愁善感老爱哭，一点儿事就哭了。到延安我怎么好像就忘了这哭的事，就老是咧着嘴笑，老是高兴。

　　主持人：性格都变了。

　　于蓝：性格就变得非常开朗非常活跃，变成这么一个人了。

　　主持人：从内在把您改变了，我知道那会儿有很多像您这样的女生。除了要学习要上课要进行体育锻炼，还要生产劳动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业余活动，比如说可以玩一玩？

　　于蓝：我们业余活动非常多，比如说，首先我们每天晚饭后大家可以自由地到延河边散步，上晚自习之前大家都唱歌，都得唱，你走到哪一个山沟里都能听到歌声。每一个纪念日都要有演出。

　　主持人：今天于蓝老师是表演艺术家，这个起点就是从延安开始的。

　　于蓝：对，就是。延安好像是我一生之间最重要的阶段，我自己讲好像是我革命生涯的摇篮。延安又好像就是哺育我成长的母亲，我的一切都是延安给我的。我觉得都是延安给我的。

　　主持人：谢谢您。下面还有一位朋友我想介绍给于蓝老师认识，也介绍给大家认识。

　　曹伯炎：一孔孔窑洞，一道道豁，北京娃娃来到咱黄土坡。虽然这娃娃年纪小，一顿饭吃过了二斤多。女娃娃干活赛过那两个小后生。这新延安的新人叫蔡玉珠。

　　主持人：曹老师刚才的那段说唱我听明白了，就是您当知青的那会特别能干活，也特别能吃饭是不是？

　　蔡玉珠：对，老吃不饱。

　　主持人：您到延安那会多大？

　　蔡玉珠：我那阵儿大，我在知青里算最大的，因为我是“老高中”的，我当时是21岁。

　　主持人：可是我听说您刚到延安的第一天，您把您特别好吃的面包还是什么干嘛了？

　　蔡玉珠：不是我，是其他的知青。刚去的时候都不知道那那么苦，就是从北京带过去，一去就上百人。所以当时看着有小狗特别新鲜，就喂狗，还挺高兴的。

　　主持人：用什么，面包？

　　蔡玉珠：面包，带的吃的，从北京带的，都给喂了。

　　主持人：那时候是不是特后悔，不应该拿面包喂狗？

　　蔡玉珠：是啊，都后悔了。当时要知道这个，该存点儿，因为当时去是冷天面包还能放一点。

　　主持人：你们和老乡相处的怎么样？

　　蔡玉珠：相处得特别融洽。老乡就跟我们再生父母一样。我这点就体会最深的了。我们就觉得陕北人特别朴实，他们当时吃不上饭。对我们知青真是特别好。

　　主持人：他们不吃给你们吃。

　　蔡玉珠：给我们吃，他们自己的孩子不给吃，给我知青吃。就是到端午了，一直到我们元月份过端午节了，端午节不是家家包粽子，他们一煮就是一个大柴锅满满的，就是这存的这一年就吃这是这几天。小孩大人都在这儿盼着呢，因为那端午的时候新麦子就下来了。我记得，端午的第一天新麦子磨出来，蒸了新馍馍，然后就吃粽子。老乡就挨着家叫我们。挨着家叫，叫我们这些知青去吃。我们一个男知青一顿吃了十八个半粽子。他那个大粽子不是北京这样的一两的粽子，是半斤一个。大黄米的，这么大个，后来老乡才看这些娃娃饿结实了。所以每次上山就给我们背点干粮。

　　主持人：那你们和老乡之间就像是跟亲人一样的关系。

　　蔡玉珠：确实是，就跟自己的父母一样，特别得融洽。

　　主持人：那会你第一次到延安看到宝塔，你们的心情跟于老师讲得，虽然已经走不动道了但是还是特别激动。

　　蔡玉珠：我们知青到延安肯定要在宝塔山那，枣园的旧居照相。

　　主持人：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或者特别想家的时候？

　　蔡玉珠：我啊，因为我去的时候就特别革命的去的。

　　主持人：没想着回家。

　　蔡玉珠：因为当时我是免体免劳动，我有肺结核，初三时候体检，结果就不让升学了，就休了一年学。后来毛主席发出这指示说上延安，我就特别革命，我就偷着把户口转了，自己去的。当时我是免体免劳动不允许去插队的，父母都不同意。在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户口给转了，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当时火车开的时候别人都哭了。家长也哭，一车厢哇一声全哭了，我特别高兴，我乐着走的。我没哭过。

　　主持人：但是我知道你们和老乡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蔡玉珠：对。

　　主持人：那是让你们哭的时候了。

　　蔡玉珠：对。

　　主持人：什么时候掉眼泪了？

　　蔡玉珠：我们94年的时候回了一趟延安，当时94年延安邀请我们回去了100多人。回去的时候真是我们有点国宾的待遇。七里铺火车站是一片热烈的海洋，好多老乡几十里路几百里路都来迎接我们，好多村里的老乡都说，不知道我们村里的娃娃来没来，都到车站去看，敲锣打鼓的。

　　主持人：就跟接怎么孩子似的。

　　蔡玉珠：当时他们说，好像中央首长来了也就是这劲头。就到这规格，真的。一直从七里铺到延安宾馆，几里地啊？七里，就是两边全是人，而且是警车开道。指挥的警察全是一色的白手套。当时我们坐在车里就觉得有点确实是就跟老八路回了延安一样。我们回延安的心情真的特别激动，真是热泪盈眶，老乡也热泪盈眶。

　　主持人：你在那儿呆了多长时间？

　　蔡玉珠：我在那呆了十三年。

　　主持人：今年您有五十多岁吧？

　　蔡玉珠：我今年五十六。

　　主持人：在您五十多岁的记忆里面延安给您留下了什么？包括这些老乡们。

　　蔡玉珠：我觉得延安精神。

　　主持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蔡玉珠：那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而且在困难面前不怕难不怕苦，这样一种精神。

　　主持人：你觉得是不是在那吃了苦，现在碰到什么苦都不怕。

　　蔡玉珠：对，我们就是有这条。

　　主持人：刚才你也说了回去以后感动，让你原来不爱哭现在还掉眼泪。于蓝老师我相信您后来也回到过延安，您在回去的时候有她这种级别吗？

　　于蓝：那倒还没有。因为什么呢？我那时候的人已经没有了。我们有些年轻很小的，他们也由于保卫大西北随着我们的解放军转战西北，然后进北京来的也有，基本上那儿就没有我们熟悉的人了。

　　主持人：其实除了今天我们听到的于蓝老师的故事和蔡大姐的故事。他们的青春都在那里度过了，还有我们前面不是看了两个小朋友演《兄妹开荒》吗，其实现场还来了很多那时候在延安生活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站起来，就可以让大家了解他们。我介绍一下何枫老师。在延安那会儿您几岁？

　　何枫：10岁。

　　主持人：您那会儿11岁。

　　观众：我是12岁。

　　观众：我上保育院小学，6岁。

　　主持人：6、7岁啊。没说错，就是那会儿的小朋友。您坐。

　　嘉宾：我们的校歌就是是我们是边区的小朋友。

　　主持人：您听过于蓝老师吗？

　　何枫：听说于蓝老师那是后来了。于蓝老师的女儿还跟我们是同学呢。他们那时候秧歌聚演，比如说《兄妹开荒》，演到哪儿，我们就跟着追演到哪儿。就追到那。

　　主持人：你们那会儿也追星啊？

　　何枫：追，追得很厉害，一直追着看。我后来搞音乐说老实话，鲁迅艺术学院的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

　　主持人：你们今天合唱队的叔叔阿姨还能唱那会儿的老歌吗？

　　何枫：我们唱《南泥湾》、《大生产》。

　　主持人：我们听听《南泥湾》好吗？好像很优美。好极了，谢谢，您坐。真好听，真的，尤其是面对面听你们唱的时候尤其觉得好听，下面我还想让大家再听听曹先生是怎么唱的。

　　曹伯炎：不怕那打雷，不怕难，山沟沟里走出个李老汉。他当支书四十多年，为子孙留下了百亩田。羊肚子手巾擦上一把汗，延安精神要看今天。

　　主持人：来自延安宝塔区冯庄乡西河沟村的党支部书记李加录。旁边那位很年轻的人是冯庄乡党委书记杨树栋杨书记。那我叫您老李行吗？

　　李加录：可以，都叫我老李。

　　主持人：老李，我看你跟我们都不太一样，你这身打扮就是你平常劳动时候的打扮吗？

　　李加录：拿水洗了一下，长期上山黄土洗不净，成天洗，一天都不能劳动，不就是土吗？

　　主持人：杨书记，他说的那个地方，自然环境怎么样？是个什么样的？

　　杨树栋：那的自然环境特别差。

　　主持人：那老李是生在那长在那，就没有离开过那？

　　李加录：没有。

　　主持人：原来在那里你们有多少户人家要吃饭。

　　李加录：原来六七十个人。

　　主持人：那会儿你们那有没有像蔡大姐这样的知青去你们那儿？有没有北京知青去您那儿？

　　李加录：有啊。

　　主持人：会不会干活？

　　李加录：会。

　　主持人：会干什么活？

　　李加录：原来不会，我们会干什么他们就会干什么。我会做什么他会做什么跟着我学。

　　主持人：跟着你学。

　　李加录：有的知青还当了生产队的队长。

　　主持人：那会儿你们吃啥他们吃啥是吧？你们那会儿主要吃些啥？

　　李加录：我们就光吃小米，小米为主，也没有玉米。就是糜子。

　　杨树栋：当时没有平地都是山坡地。

　　主持人：就是您说的自然条件很差。

　　杨树栋：自然条件非常差，只能种一些比较耐干旱的，而且都是广种薄收，产量很小的。

　　主持人：对老李他们村的住户来讲，是不是粮食都不够不够吃？

　　杨树栋：在当时来说就是这样。

　　主持人：老李，我看您的手关节有点肿。是肿吗？没问题吧？

　　李加录：这就是长期劳动。拦坝子，再加上打坝，到了寒冬腊月，尤其是正二月，吹风，你看我这脚腕这样，年轻还不要紧，现在总感觉疼。

　　主持人：老李说的拦坝子是怎么回事？

　　杨树栋：因为咱们那没有平地，没有平地就广种薄收，种的粮食不够吃，这样的话就要想办法。在70年代咱们国家提出要“农业学大寨”，主要是修梯田。这个打坝子就是在沟道比较窄的地方，用山坡上的土搭一道土梁，这个土梁就把山上冲下来的泥水淤积下来了，淤积下来慢慢淤成平地。

　　主持人：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肯定不太容易理解这个，所以我们事先为大家做好一个模型。

　　杨树栋：像这个村庄，这有条延河，村庄在这个位置，那么打坝子就是他把原来山上冲下来的泥土，现在通过，把这个土打到这儿。然后山上下来的泥土就淤积到这了。完了这就可以形成一块平地。再在这打一条坝，这又形成平地，完了就是每次打一个坝，就形成一块平地。

　　主持人：山沟之间的淤泥就变成了一块块田地，一块块平地。而且每一块平地中间有一个排水渠，就是下来的泥都淤积下来了，水排走了，这样长期以来，以前一般就是五年左右，三到五年时间就可以淤出一块平地。这个平地的面积，根据坝的大小控制的流域面积不同而决定，有三亩五亩的小的，也有像大沟里面的，可能就是上百亩大的平地。

　　主持人：这个叫什么？

　　杨树栋：这个就叫坝。

　　主持人：这个坝是用什么做的？

　　杨树栋：这个是土，山坡上的是土。

　　主持人：这个田叫坝田？

　　杨树栋：这个地叫坝田，我们陕北叫坝梁。

　　主持人：谢谢。坐。杨书记，在你们当地，我听说李老汉特别有名，好多人都知道他。是因为什么他出了名？

　　杨树栋：出名就是因为他治山治水治沟。他从70年代开始，24岁担任村干部，一直到现在担任了42年。在村上负了42年责任。没有一亩平地路也不好走，水都吃不上，那么究竟在这个村子如何生活，他就思考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开始探索打坝。打坝也有很复杂的过程。他打第一个坝就没有成功，十年辛苦毁于一旦。一场暴雨把十年的辛苦一冲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群众的反对意见更大。但他坚持不懈，完了以后打，打了以后一直往后面治，这个越治安全性越高。土地越来越高，安全性也就越来越高。再一个就是无私奉献的书记，他当了42年村干部，没有在村上领过一分钱的干部补助。咱们是农村上的支部书记，都会在村上领一些报酬的，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有时候多种一些地。以前是三百元到五百元的补助。现在的情况好一点。有这个转移的自负一般都是一千几到两千的补助。但是他这四十年没有领过一分钱，四十多年也没有报过一分钱的招待费。而且他在最后当他们村上这个坝地，就是打了二十座坝的时候，村上这个地就已经够种了，而且有余粮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一个坝地，还剩下两道沟没有治理。当时也是事业，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必须把这个沟治到底，所以他就继续动员大再去治，这时候群众的积极性没有了，因为我们地也够种了，粮也够吃了，就不再考虑了。他自己带领他的家人，十年时间动土方35万方，完了之后就把这个坝又打成了。

　　主持人：35万方？

　　杨树栋：35万方，而且就靠这个架子车。

　　主持人：一家几口人？

　　李加录：就是八口人。

　　主持人：就一家八口人，用十年的时间，把那最后的两道梁打起来了。

　　李加录：这些活儿，分成十年做，也不多

　　杨树栋：他把坝打起来淤成地以后，就是在前年，前年这个坝已经全部淤成了，他把这个坝又无偿地交回集体，分给大家去种。

　　主持人：李老汉你太棒了。老李你们陕北人，你们延安人说这个人真棒怎么说？好得很。

　　杨树栋：就说这个人可能行了。

　　嘉宾：真棒的意思就是你干活。

　　主持人：李大爷你可能行了。

　　李加录：还差得远了。

　　主持人：前面我们听了于蓝老师说了，她那时候吃的是小米，然后蔡大姐去了也吃的是小米。

　　蔡玉珠：小米都吃不上。

　　主持人：那会儿是最困难的时候，现在延安人吃什么呢？今天老李从他们家乡给我们带来了，你们想不想尝一尝？

　　观众：想。

　　主持人：想啊，拿上来，给大家尝一尝，我们要谢谢老李。今天请到了四位朋友，我觉得他们都可以说是延安人。尤其是老李。觉得就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地地道道的延安人。你们延安人都是这样带头巾穿衣服，都是这样打扮是吧？

　　李加录：前几代都是这样，后来就少了。

　　主持人：但是我看你习惯了是吧？

　　李加录：就是习惯了。

　　主持人：那个毛巾有什么好处？

　　李加录：风沙大，一动就是土，满头巾都是土，……

　　主持人：对，挡土的，还有别的用处吗？

　　李加录：擦汗。

　　主持人：擦汗。热的时候还能扇一扇。如果说在他们一生中间，延安都给他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延安这两个字对于很多没有去过延安的人们来说，它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象征和其他的意义？我今天请到了郝教授，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的主任郝凤年教授。我们认识他一下。

　　郝凤年：我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说到延安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崇敬感，都会产生一种非常深厚的、真挚的、执著的一种情感，延安我想最著名的就是因为延安曾经培育了延安精神，在座的于蓝老师她实际上就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她十几岁到延安，她就是延安精神的培育者，那么像蔡大姐还有李支书还有我们杨书记这些，他们就是延安精神的弘扬者和继承者，就像刚才于蓝老师讲的延安是最艰苦的地方，延安是最快乐的地方。我想为什么是最快乐的地方，它是最进步的地方，它是最革命的地方，我们共产党人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能够培育和形成一种能够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联系实际、发扬民主、战胜困难、经受考验、约束自己的那样一种先进的群体意识和崭新的总体风貌，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延安精神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延安精神它实际上是很朴实的东西，不要有些人以为说延安精神不好把握，很实实在在的东西，它就是要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就是要明确方向，要知道我们朝哪里走？朝哪里奔？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应该是延安精神的灵魂。那么延安精神它也有一个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刚才讲到的延安时期革命能够成功，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所以我想延安精神不仅对于老一代人，对于我们这些中年人，而且特别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很有意义，我们应该继承延安精神，弘扬延安精神，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主持人：谢谢。

　　郝凤年：谢谢。

　　主持人：最后一首歌曲的演出现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