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林浩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务院调查组离开阜阳之后，阜阳奶粉事件善后工作呈现出种种乱象：受害婴儿的免费医疗马上停止了。因为阜阳当地医院单方面拒绝免费治疗引发的纠纷，已有近10起。作为病情鉴定主管部门的阜阳市卫生局虽然了解这些情况，但至今没有采取实质性解决措施。调查组走后两个多月，某些劣质奶粉商贩仍未到案，知情者称其一
直躲在家中。联想到不久前发生的奶粉案件责任人假撤职事件，人们不禁要问：什么事情都要国务院出马才能解决吗？国务院调查组走了之后怎么办？
最近一段时间，国务院调查组这个词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发生在安全生产领域，食品安全领域乃至宏观调控领域中的很多事件，都是国务院调查组一到，该撤职的撤职，该停办的停办，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通过阜阳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的根本解决远不是看起来那样简单，这里面有些深层次的东西值得反思。
国务院调查组的频繁出现，反映出许多地方政府已无法解决当地出现的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都在其职责和权限范围内，但是地方政府的渎职失职或违法违规行为使得它本身就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不得不派调查组下去，在中央权威的影响下，自上而下地解决问题。这种解决方式或许迅速、有效，但只能收一时一地之功。地方上迫于形势，会采取种种措施应付，调查组一走，问题就重新浮现出来。在中央和地方博弈的情况下，有专家指出中央一定是输家，因为中央的信息肯定没有地方的信息充分，阜阳发生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要不是中央媒体的跟踪报道，恐怕国务院至今还被假撤职所蒙蔽。
如何才能让那些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地方官员有所忌惮而不敢妄为呢？不少论者提出加强中央垂直监督的办法，但是中国这么大，全靠总理的批示和调查组的巡查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在获取地方信息方面，中央必定处于劣势地位。在笔者看来，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加强同一级别之内的水平监督，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必须让地方上的人大、法院、纪检、监察、审计各部门发挥他们独立的作用，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官员的权力要受到有效的约束，无论是人大这样的机构还是普通公民都可以通过透明的制度安排加以监督。要突破地方上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还要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现实的情况是某地发生“焦点”事件的以后，中央和外地的媒体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当地媒体还处于视而不见、噤若寒蝉的状态，这种奇特的“景观”清晰地显示出我国新闻媒体的软肋。
国务院派调查组的作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必不可少的，但阜阳出现的情况提醒我们，建立一套监督和问责的属地化机制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