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引进投资，福州市政府于7年前与香港一家公司达成了合资协议，共同投资修建一座大桥，港资占70％。港商得到了大桥收费站的收费权，合作经营期限28年。福州市政府在协议中承诺：市政府保证在9年之内从南面进出福州市的车辆全部通过收费站，如果因特殊情况不能保证收费时，政府出资偿还港商的投资，同时保证给港商每年18％的补偿。今年5月，由于一条市区环线的开通，大部分车辆绕过了收费站，港商血本无归。近日，港商控股的桥梁公司将福州市政府告上有关部门要求仲裁，要求福州市政府赔偿损失9亿元。港商说：“
我们遇上了不讲诚信的政府！”（见7月13日《中国青年报》）
福州市政府一位官员对记者说，当初把专营期限定为28年，“是因为对福州城市发展的前景判断不准确，而当时又急需基础建设资金”。既然对“发展的前景判断不准确”，为何还要签订这么长时间的协议？7年前签订协议的市政府领导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任期只有5年呢？
政府组织具有延续性。上一届政府所签下的协议，下一届政府也有履行的义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协议内容的决策是谁作出的？如果上届政府所签的协议是人大的决策，那么下届政府当然应该执行。但如果决策是上届政府作出的，并没有经过人大的批准，甚至人大是反对的，那么下届政府凭什么为上届政府的失误埋单呢？
作为民意的代表，人大是“稳定”的，而政府则是“流动”的。作为被人大赋予了行政权力的政府，当然应该具有日常的决策权，但为了保证政府的决策最大程度地接近人民的意志，政府应将一些重大事项交由人大来决策。比如三峡工程的上马就是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这种做法是许多国家的通例。
从那位官员的解释看，福州市政府当初作出决策时对“发展的前景”本来就无把握，之所以要签28年期限的协议，只是解自己的燃眉之急———先把钱弄到手再说，以后的事儿，我才不管呢———这实际上是拿政府的信誉赌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凡是“跨届”的事项都应由人大决策，或者政府决定后交人大审议通过。上届政府没有权力要求下届政府怎么做，如果上届政府想让下届政府继续执行以前的决策，那就必须得到人大的认可。像上届福州市政府那样，自己的任期不过5年，却签下了长达28年的协议，其实是政府决策权的“透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