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湖北保康县走出行政执法困境的调查与思考之三
本报记者 肖黎明 本报通讯员 王晓芸
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确立，“法治”被奉为执政的最高准则，“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逐步成为越来越多国人的共识。
法治的精髓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忠梅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法治是政府对公民的一种不违法侵犯公民人身权与财产权的诺言信守。只有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才可能树立社会公众创造财富的信心、才可能使公民具有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被肆意剥夺的安全感、才可能创造良好的投资及经济发展环境；而行政审判则是国家司法权对于依法行政的一种制度保证。在行政机关以外设置诉讼程序，法院是居间的裁判者，独立于行政机关，并且由法律授权对于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审查的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因此，行政审判程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解决官民冲突的和平手段，它将严重的官民矛盾通过设置公正的程序、以公平的形式、藉司法的权威转化成为一种技术性问题，从而缓和化解矛盾。如果仅仅只看到行政审判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这一表面，就不能看到行政审判通过司法审查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化解官民矛盾的实质，实际上是缺乏法治观念，也是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不高的表现。正因如此，我们才将行政审判的外部环境、行政审判中行政机关的败诉率作为透视一个地方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与领导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准。也正因如此，行政审判不仅不是给党委政府添乱，而是在给党委、政府帮忙。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行政审判是建设法治型政府的必要保障。
然而，吕忠梅也认为，在我国法院地方化的体制下，行政审判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地方党委、人大、政府能否为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保康县“民告官”得以盛行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保康县法院能够在无行政干预的情况下公正地居中裁判，而这一切又得益于保康县委、人大、政府为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保康现象”产生了巨大的核变效应。武汉、洪湖、南漳等地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特别是湖北省委、人大、政府率先垂范，把行政审判作为执政能力的试金石，为湖北的行政审判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省委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将省高院关于行政诉讼法十多年的工作情况报告中的一些段落直接宣读，并从执政能力、行政能力的高度来认识行政审判中反映出来的行政机关败诉率高、行政审判环境不好、行政审判难等问题，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关心与支持行政审判工作。俞正声最近在一篇披露某一地方政府不执行法院行政判决的文章上还批示：对政府机关不执行法院判决的典型案例，应予通报批评，每年一次，并可择其中部分在报纸上公布。
吕忠梅向记者介绍了两起疑难案件的处理情况：省高院去年在审理两起影响大、案情复杂的行政案件时，起初感到工作十分难开展，地方党委、政府对于法院的压力很大，无奈中法院只好要求省委予以支持。省委对于这两起案件很快指定专门人员负责协助，一方面坚决支持法院依法判决，另一方面协调地方党委、政府在执行法院判决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其中一起案件，省委书记指示两位省委副书记负责协调，省委一位副秘书长参加，并亲自主持召开了三次书记办公会，专题研究该案在法院依法判决前提下各种问题的处理方案，使一起历时13年的行政诉讼案最终得到了妥善处理。
行政审判最重要、最头痛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帮助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关系，吕忠梅认为，法院受理行政诉讼后不能单纯地就案办案，而是要从提升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能力与水平的高度，通过个案、同类案件的审理，与行政机关建立监督与支持并重、以监督体现支持的良好关系，同时提高行政审判的公开与透明度，是行政、司法树立权威的一种有效方式。只有阳光下的审判，才能将一切干预拒之千里之外，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在实现司法公正这一终极目的的同时维护好行政权威和赢取民心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