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记者姜月波 夏一兵 甘勇

本报开展“投资环境大家谈”，在省直机关引起高度关注。他们对此有何看法？记者采访了几位在省直机关工作的干部。把改进政府服务作为重中之重余立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北日报关于两起赖账案的组合报道振聋发聩，发人深思。配发的评论员文章议论精当，掷地有声。这种报道过去不多见，所提出的信用问题，直接影响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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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投资环境，是指投资资本运行的所有外部条件或外部因素。除了先天性因素，如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后天形成的推进因素。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重点也是后天因素，因为它对企业的商务成本影响最大。构成企业商务成本有三大块：一是购买生产要素的成本，这是投资者首先要考虑的，如水电和劳动力价格的高低；二是组织生产经营要支付的成本，涉及政府服务、法制、信用和人的观念等诸多问题；三是产业和产品配套成本。

从这三个方面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湖北的优势和不足。在生产要素成本方面，湖北具有明显优势。据有关单位去年对武汉与珠海、广州、昆山等地的水、电及劳动力价格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武汉工业用电、用水和劳动力价格明显低于上述三地。

但是武汉吸引外来资本为什么没有上述三地多呢？这里可以借用一位经济学家对上海的分析来回答。他说，上海在目前国内城市中购买生产要素成本是最高的，但它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又是最大的。因为它有良好的政府服务、严明的法制服务和开明的人文环境。这就是我所讲的在生产组织成本和产业产品配套成本方面，上海有明显的优势。比较起来，武汉乃至湖北，生产组织成本要高，产业配套能力较差。

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为什么你的生产要素价格低，人家不来呢？说明问题出在后两个成本上。人家来，虽然初次投资成本很低，但是进来以后，你乱收费，乱罚款，产品的配套还是要到沿海去，两边来回折腾，算综合成本账，比在沿海还高，人家当然不来呀！

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我想在生产要素上湖北还须继续实行更优惠的政策。在企业组织经营支出成本上，地方要为企业发展提供一个好的服务环境、法制环境和信用环境，尤其要把改进政府服务作为重中之重，切实减少收费、规范执法。现在外商对我省某些地方政府不讲诚信很有意见，说是“谈判承诺好，进来之后执行难；前任承诺好，后任执行难；政府承诺好，部门执行难；‘阎王’承诺好，‘小鬼’执行难。”这确实要引起我们深刻反思。

上述三种成本中，生产要素成本的挖掘潜力很大，但毕竟有限；产业配套能力的提高，非一日之功；但降低生产组织成本，是地方政府完全可以把握的，也是在短期内可见成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善投资环境，政府是重中之重。

政府要尊重投资者，尊重纳税人

严伏生（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城市发展研究处处长）：近两年我们对投资环境作过几次调查，感到要优化湖北投资环境，必须找准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找准问题所在。

广东、福建两省在制度建设上，把注意力放在理顺经济管理部门与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各部门摆正位置，政策导向鲜明地突出服务，政府把外商作为经济发展的贡献者来看待，主动上门提供服务。而湖北的干部道理讲得多，实事做得少；经验一套一套，真正起作用的少。有些好政策，由于操作性不强，难以执行到位；罚款、收费的事，各部门都抢；外商找上门来办事，部门之间又互相推诿。

广东不论高层官员，还是乡镇干部，都有一种算大账、算远账、不计眼前得失的“大精明”。广东企业税收负担一般都较轻。惠州取消用电增容费，对外商大型企业还组建了特殊的服务小组保证其电力供应。这种藏富于民的政策，使广东的外商“招得来，留得住，发得了”。

我省有些地方的干部，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失去了长远利益，更丧失了发展机遇。

要学习外省经验，发挥省内一些投资环境较好的县市的示范作用，下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

党政机关必须带头诚实守信

郭倡民（省委政研室社会发展研究处处长）：五峰、监利两起纠纷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涉及到当地领导机关，或以政府的名义作出承诺，或对企业借款还款问题提供担保，直接影响到政府信用。因此，我想就招商引资中的行政行为谈几点看法。

第一，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领导干部想在任内干出政绩，通过招商引资来发展经济，努力改变本地的落后面貌，这是可以理解和应该肯定的。但是，首先必须明确追求什么样的政绩。我们追求的政绩，应该经得起群众的检验，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给子孙和后任留下隐患。怎样创造政绩？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经济规律办事，按市场规则办事，依法办事，不搞花架子，不搞“形象工程”，不做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第二，必须明确党委、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角色定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招商引资应以企业为主导，由企业自主与外商洽谈签约。党委、政府的职责是通过政策进行支持引导，依法规范招商行为，提供优质高效的行政服务，改善软硬环境，为招商引资创造良好的外在条件。在这两起赖账案中，当地政府职能明显出现了越位和错位，不仅直接出面与外商谈条件，作出种种承诺，而且早在几年前国务院明确规定政府及其部门不得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经济担保的情况下，有关地方政府还在2003年出面为企业还债提供担保，使企业间的投资行为变相成了政府行为。这种越俎代庖的做法，后患无穷。值得我们举一反三，引以为鉴。

第三，要加强对行政决策行为的监督。成百上千万元的资金，对于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按照法律规定，担保人要为担保资金承担连带责任。企业还不起这个钱，担保人就得负责偿还。这个钱不是决策者自己掏腰包，而是要用纳税人的钱来还债。有的地方领导为什么敢于大包大揽？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决策机制的缺陷。有些地方在政府资金使用上，不经过科学的论证评估，不经过法定的程序，“决策时拍脑袋，谈判时拍胸脯，履约时拍屁股”。避免发生类似问题，必须改革行政决策机制和财政管理体制。

第四，要建立失信惩戒制度。这两起赖账案，对当地政府的公信力和企业信用造成了负面影响。我认为，有关企业和政府赖账不还，与信用成本过低有关。政府官员不兑现承诺，并不影响他的升迁任免。企业不必支付信用成本，不骗白不骗，不赖白不赖。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失信惩戒制度，把政府信用作为行政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谁破坏政府信用，就追究谁，处分谁。建立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档案，对严重失信的企业和个人，实行市场禁入。让失信者支付相应的信用成本，甚至在官场上或市场上无立足之地。这样，才能杜绝毁约背信、赖账不还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