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四川自贡市高新区征地事件调查 第2页:城市“新贫人群” 第3页:土地流向何方？

　　□本报驻京记者 孙亚菲

　　黄永农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６点多起床，到一个居民小区清扫卫生；白天，走街串巷，捡些汽水瓶罐和废纸卖；晚上，他给一个私人老板看门市，每月１００块。

　　而黄永农不是农民工

休闲游戏一网打尽 工作與生活如何大不同 中国报刊广告推介年会 财富之旅诚邀商户加盟

，更不是盲流，他是“城里人”。

　　８年前，他所在的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会溪村６组被政府集体征地后，黄永农和儿子就“农转非”，摇身成了“城市居民”。

　　可是，“城里人”的身份并没有让他生活得更幸福些，相反滋生了许多怨气：“地没了，房没了，城里啥东西都要钱，日子是越来越难过。”

　　他和儿子住在临时搭建的周转房里长达六年，两父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找不到工作，靠每月领取八九十块生活补助金和捡破烂度日。去年央视记者到自贡调查失地农民生活时，正在翻捡垃圾堆的黄永农进入镜头。就此，他“幸运”地吃上了“低保”，每个月能从居委会多领走５０元。

　　事实上，黄永农只是自贡市失地农民的一个缩影。跟他有相同命运的还有近八千人，绝大部分都是红旗乡的村民。

　　他们让出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成就了自贡高新区的繁荣，自己却在城市边缘挣扎。

　　据统计，这八千失地农民中，有一半靠每月１４３元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度日，另一半的生活并不宽裕多少，除一些做生意的外，大多生活面临困境，去年出现多起群体性事件。

　　近一年多来，拿自贡市政府的话来说，是在“殚精竭虑”解决遗留问题：修建安置房，扩大“低保”范围，对特困户进行一定程度救助等。

　　这些措施起到立竿见影的安抚作用，风波似乎在渐渐平息。然而很多人都明白，矛盾的根本没有被完全拔出：过低补偿费的纠结，生存技巧的匮乏，对城市的不适应，都非一时能够修正。

　　谁的利益被牺牲？

　　自贡，位于四川省南部，老工业城市，以盐、恐龙、灯会闻名于世。

　　１９９２年，一块“自贡市汇东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挂在了自贡市郊大安区红旗乡的土地上。

　　按照四川省政府的批文，这里要建成为集城市功能与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为一体的新区，规划面积十平方公里。

　　一条红线，几乎将整个红旗乡都圈在了里面。

　　从那以后，这片本来靠蔬菜和副业一直欣欣向荣、和谐富足的土地，再没太平过。

　　自贡市一份关于高新区征用土地、补偿安置有关情况的材料里写到：开发区从１９９２年以来经批准实际征用土地７７７５．２６亩，撤销建制农业组２４个，对７９２５位农民实行“农转非”。

　　这只是开发区最核心的一部分。据了解，自贡大大小小从省级到市级再到县区级各类开发区，占用土地远不止于此。

　　罗庆全，高新技术开发区助理调研员，高新区“元老”级别人物，以前曾分管过征地拆迁及建设规划。有农民来问他，他都如此回答：“我们制定的任何政策，都是符合当时的情况和法律法规的，不能拿现在的新政策要求我们。”

　　按照老《土地管理法》规定，一个补偿标准很快出台：１６岁至４０岁的农民一次性领取８０００元安置费，４０岁以上的每月发放生活费补助费５４元，未满１６周岁的发至年满１６岁或初高中毕业。生活费两年一调增，每年增加约５元，直到现在，被征地农民每月生活补助９０．６元。

　　８０００块买断，农民觉得亏，就去找管委会和国土部门，得到的答复是：这已是很宽松的政策，８０００块甚至比沿海的标准都高。如果严格执行国家的标准，按产值来算，每人不足５０００。

　　但是，这些昔日的农民还是觉得不理解。在各项赔偿中，一项是青苗费。记者查阅自贡市政府２００１年签发的《高新区经济林木花木赔偿标准》，看到一组组价目表：桃李梨苹果等幼苗，５毛一株；直径达到１０厘米的桃树，１１０元一棵；香蕉，每棵８元，已挂果的增加到１０元；桂花树，小的３元一棵；黄角树，特大的２０元！

　　于是，老百姓“开动脑筋”，与征地人员玩起了“斗智游戏”：折断果树枝桠插在土里冒充果树；一夜之间放干鱼塘，栽满树木，密度大得连鸡都挤不过……

　　这场利益调整之中，双方的博弈始终没停止过。然而，掌握政策决定权的一方必然是最后的赢家。

　　最让这些失地农民诟病的，是自贡市政府的１９９３年第７５号文件，规定征地房屋拆迁只能按农村的标准来赔偿，这与城市居民拆迁标准相差了５倍以上。就这样，还没坐稳“城里人”资格的居民们，又被打回到“农村人”的地位。还有文件规定，在补偿房屋面积时，每人只能等量对换１５平米，超出部分按每平米７８０元左右计算。这样一来，一个三口之家，如果分了８０平方米的安置房，需要倒补给政府两三万。

　　居民们质疑：“农转非”已经多年，为什么不能按城市拆迁标准补偿？得到的解释是，拆迁是征地工作的延续，当初按农村住房报建的，只能按农村拆迁标准赔偿，不随房主身份变化而改变属性。高新区管委会还向记者出示了四川省建设部门的解释，认可高新区的政策。

　　原白果村村民刘正有不肯按此标准进行拆迁，２０００年被强制执行。大安区法院带了执法人员和炸药，炸掉了刘家的三层小洋楼。为此，他上法院，进京上访，前前后后六七年，成了“告状专业户”，但问题至今没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