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四川自贡市高新区征地事件调查 第2页:城市“新贫人群” 第3页:土地流向何方？

　　很多失地农民一直关心：征来的土地具体收益究竟如何？

　　分管土地的自贡市常务副市长、原高新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侍俊在采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依法批准征用的７７７５亩土地中，经营性用地３４３９亩，出让所得２．９亿元，每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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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８．５万元，其他土地属行政性划拨。７７００多亩总征地成本２．２８亿，每亩土地征地成本近３万元；加之拆迁等费用，每亩地成本在７万左右。

　　侍俊告诉记者，在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之前，并没有规定经营性土地要公开招标、拍卖、挂牌，所以大多采用协商价格。所以，只要管委会集体研究，决定了价格，就可以转让，最后报市国土部门批准备案。

　　“小宗的土地，我也可以直接签字同意。”侍俊市长还说，有些“不负责任的人”，诬陷他在中间倒卖了多少土地，得了多少“黑钱”。事实上自１９９７年他从管委会调任副市长后，虽然分管国土基建，但再没直接批过一块地，“都是他们管委会自己定价定买主，按程序报到国土部门审批，最后我签字过目。”

　　那么，那３４３９亩经营性用地土地是如何进行流转的？

　　经记者多方调查了解，大概分三个渠道进入市场。一是政府将１６００多亩土地转让给高新开发区管委会下直属企业“汇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由其经营和进入二级市场；二是将１３０７亩土地，转让给红旗乡政府直属企业金马公司，由其经营转让。剩余的４００多亩地，由国土部门管理。

　　为何政府愿意将如此大宗的国有土地，交由两个自负盈亏的企业来经营？政府的收益又如何核算？

　　当年组建汇东股份公司的主要参与者侍俊讲述了来龙去脉：开发区征了土地之后，由于是一级政府，无法进行经营，就成了汇东公司来承担经营土地的任务。１９９４年５月，政府以５９０．５亩土地折价３３００多万的形式，入股汇东公司，占５１％，另有几家企业占股３７％，并向定向社会募集股金占１２％。

　　董事长由管委会主任兼任，侍俊就曾经兼过几年汇东公司董事长。但他说，他是兼职不兼薪，也没有股份，只是干活。“我可以保证地说，我和市里面的任何领导，都在里面没有股份，决不是外面说的那样一次分红几百万。”

　　１９９６年，市国土部门再次以７．８万每亩的价格，一次性向汇东公司出让土地１０６０亩。应该交纳给财政的８０００多万出让金，以汇东公司为政府修桥筑路的工程款冲减。

　　“当时政府规定了汇东公司二次转让土地的基准价：临街土地不低于２３万元每亩，街后的１６万每亩。”侍俊说。

　　手握１６００余亩土地的汇东公司，十年来却经营业绩寥寥，据悉没分过几次红。市里一位干部说，他买了几百股汇东公司的股票，只记得有一次破天荒的分了红，每股只有五分钱利，“还不如存银行”。

　　另一家“土地专营”公司金马公司倒搞得有声有色。

　　按级别说，金马公司只是一个乡属企业，所拥有的土地却不让汇东公司。自１９９５年成立伊始，到２００１年，先后受让土地１３０７亩。

　　参与过金马公司组建的罗庆全介绍说，成立金马公司，是为了安置和发展红旗乡的乡镇企业，准备建一个金马工业园区，后来根据市里规划做了调整，改变了用途，以经营土地为主。

　　这家公司２００１年一笔值得关注的“交易”是：市政府以每亩四万元出让土地８０７亩，应该一次性收金马公司２５０８万土地转让金，让金马公司居然用这８０７亩中的３７５亩交还国家，以土地实物形式抵清了转让金，金马公司的理由是这３７５亩完成了征地拆迁等，由“生地”（未补偿地面建筑、树木之前的土地）变成了“净地”（已补偿地面建筑、树木之后的土地）。如此一“金蝉脱壳”，金马公司从政府手中凭空赚了４００多亩土地。

　　金马公司从成立开始，董事长一直由红旗乡原乡长、党委书记陈文贤兼任，直到去年下半年，陈卸去党委书记职务，到开发区管委会政策法制办工作，才辞去董事长一职。他告诉记者，他在管委会主要工作，“是协助管委会搞征地动迁”。至于金马公司，据了解，工作人员有３０余人，实行全员招聘制。陈文贤表示，他并非像村民们讲的那样，三姑六婆都放到金马公司搞“家族式企业”，只有妹妹在里面做普通员工，女儿曾经为公司开过几天车。

　　还有一笔值得关注的土地转让发生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９日。

　　那天自贡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现常务副市长侍俊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城市建设项目。当天《会议纪要》第四项内容是，把学苑街１３亩没经过公开招标的土地，交由市荣隆开发公司和市外贸仓库开发，按每亩１５万元收取土地开发费。

　　而就在当时，一街之隔的对面地段，基价为３６万元一亩。

　　大约一个月后，红旗乡人民政府给市政府打了一个报告，称乡政府与荣隆房地产公司联合开发学苑路７亩土地，原签订合同每亩按１５万元向开发公司收取，后收到市政府（２０００）０７号会议纪要，认为该宗地内公共设施用地范围大，房屋拆迁补偿费用高，开发后不仅无经济效益，并且亏损巨大，要求减缴本应由荣隆公司交纳的每亩１５万元土地出让费。

　　文件一角，是侍俊的亲笔批示：“鉴于乡政府为解决乡镇企业发展问题，已按每亩１５万收取补偿费，故市里基础设施补偿费按每亩贰万元收取。”其意思是，市政府应该取１０５万土地出让费予以减免，只收每亩２万的基础补偿费。而这笔费用，基本上是任何房地产开发项目都必须交纳的。

　　据悉，７亩土地上原有红旗机械厂、空压厂、红旗医院三家乡镇企业，各类资产４００多万元，仅一次性作价３０万，连将房屋和附着物全部让给荣隆公司。

　　对此，侍俊市长的解释是，商住楼开发完成后，荣隆房地产公司已将价值１３５万元的房屋交给红旗乡政府，其中１０５万是抵地价款，３０万属企业房屋作价。但曾参与房屋修建原红旗机械厂经理曾顺清透露，荣隆公司还给红旗乡政府的５５０平米房屋为辅助用房，每平方米售价在１０００元左右，而却以２４００元每平米作价。他坚持认为荣隆公司在这桩中并没有占到便宜。

　　采访中，荣隆房地产公司和红旗乡政府屡屡被人提及，也屡屡被人提及荣隆公司老板吕荣渊和红旗乡乡长陈文贤。

　　至于两人是否传说中的“铁杆”，陈文贤的说法是“跟我关系不错的很多，都是哥们儿”。但从采访的情况看，陈文贤与吕荣渊应该颇有渊源，吕荣渊的夫人郭莉是金马公司财务总监，吕家跟陈家的别墅相距仅数十米之遥——那里都是由金马公司开发售地、自己修建的豪华别墅。

　　记者查看了国土局的规划图，每个别墅位置上都标有购地人的姓名，以陈文贤的儿子陈刚之名购地的有两处：一处已建独立别墅，一处建连体别墅。金马公司郭莉、总经理邓昌明都购有别墅用地。还有一个当地老百姓提及颇多的名字：刘伟林。原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刘佑林的弟弟，新区成立前原是泥水工，现在是宏伟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

　　而陈文贤在红旗乡任乡长１８年。在采访中他坚决否认老百姓关于他财富的传言，他说，所有财产来自于他的儿子陈刚。陈刚和他的几个朋友合伙成立了“东川贸易公司”，从事土石方、建筑装修以及少量房地产开发业务。陈文贤也承认，儿子以每亩八万元的价格，从金马公司买了６亩土地，修建了旧货交易市场。

　　陈文贤向记者表示：“那是一处烂泥塘地，根本没人要，别人来买也是八万。所有款项都到了金马公司，有据可查的。”

　　但是，一些失地农民坚持认为，一边是他们土地被廉价侵占后的窘迫状况，一边是一个乡属企业大肆倒卖土地，无论从政策上还是操作上，金马公司的土地黑洞都应该得到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