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蒋正之来源： 摘编自《燕赵都市报》7月14日 文/
政府组织具有延续性。上一届政府所签下的协议，下一届政府也有履行的义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协议内容的决策是谁作出的？如果上届政府所签的协议是人大的决策，那么下届政府当然应该执行。但如果决策是上届政府作出的，并没有经过人大的批准，甚至人大是反对的，那么下届政府是听人大的还是听上届政府的？如果上届政府的决策是错误的，招
来了巨大的损失，下届政府凭什么为上届政府的失误埋单？
地方各级人大是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在任何一个地区，人大的权威不仅是至高无上的，而且是“稳定”的。相对而言，政府则是“流动”的。作为被人大赋予了行政权力的政府，当然应该具有日常的决策权，但为了保证政府的决策最大程度地接近人民的意志，政府应该将一些重大事项交由人大来决策。这一点，可以说是民主国家的通例。比如，三峡工程的上马，国务院是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
从那位官员的解释看，福州市政府当初作出决策时对“发展的前景”本来就没有把握，之所以要签为期28年的协议，只是解自己的燃眉之急———先把钱弄到手再说，以后的事儿，我才不管呢———这实际上是拿政府的信誉赌博，对一个地方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
所以，我觉得，凡是“跨届”的立项都应由人大决策，或者政府决策后交人大审议通过。上届政府没有权力要求下届政府怎么做，如果上届政府想让下届政府继续执行以前的决策，那就必须得到人大的认可。像上届福州市政府那样，自己的任期不过5年，却签下了长达28年的协议，其实是政府决策权的“透支”。
领导一换，决策就变。近年来，因政府换届导致地方发展方向摇摆不定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的办法就是要求政府把重大事项决策权以及“跨届”项目的决策权交给人大。这不仅可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且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决策失误，杜绝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同时还有利于维护政府的信誉，减少“孙子不认爷爷账”之类事情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