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困局

　　利润千百万　交税二十万

　　今年6月13日，山西省晋城市下辖的高平市王报村村委主任明平和，在赴太原的路上被歹徒砍伤。明平和去太原，是要到省高院反映有关本村煤矿官司的情况。高平市公安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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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证实，对他下黑手的就是现在的煤矿经营者雇用的打手。明平和是为了给村民争利益而受到残害的。

　　王报煤矿1997年办齐了四证，并于当年投产。据王报村村民反映，原村委会在没有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情况下，曾与张某签订几份合同。但煤矿投产以来，特别是近几年煤炭市场重新紧俏后，产量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高、环境越来越糟，村民得到的利益却少得可怜。2003年1月，新一届村委换届后，决定把煤矿经营权收回，但与矿方多次交涉无果。2003年8月，王报村委向晋城市中院提起诉讼，当年12月31日中院判决认定，该煤矿原订合同无效，煤矿应交由王报村经营。被告不服，向高院提起上诉，还没等到判决，村委会主任就遭到了袭击。

　　据王报村村民反映，早在煤矿成立之初，就有单位愿意每年上交12万元承包，但当时的村委会却以每年4万元的价格承包给了张某。2003年新一届村委班子上任后，有人愿以每年400万元、甚至600万元的价格承包。在这种情况下，村民认为应该收回煤矿，重新招标承包。

　　像王报村一样，在晋城市特别是高平，类似的情况大量存在。记者从高平公安局证实，今年以来，有多起规模较大的农民结伙闹事的现象发生，其原因均是因为煤矿利益格局倾斜以后，没有得到快速有效的平衡所致，其中有15名农民因此被逮捕、另有4人批捕在逃。

　　对此，在晋城市人大四届四次会议上，郭京州等23名代表曾提交过专门建议。建议说，煤矿是以国家不可再生资源为支撑基础的企业，在该市，除为数不多的地方仍坚持集体经营外，其余多数村实行由个人或个体联户承包经营方式，不同程度地存在掠夺性开采等问题。建议指出，尤其是近两年来，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经济持续增长带动了煤炭的高价位运行。据调查，该市乡村煤矿年净收入多为数百万元、乃至千万元以上，但上缴国家利税却保持在20万元左右（在乡镇多为包税制），上交集体承包利润也大多未作调整，基本在20万元以下。这就明显地造成国家、集体、个人收入比例严重失衡，农村两极分化趋势日益加剧。因此煤矿承包引发的纠纷、控诉问题不断。

　　晋城市乡镇企业服务中心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该市核发“四证”的矿井总数为515个，占全市核发“四证”矿井总数577个的89．3％，年生产能力4401万吨，占全市的72．1％。最新的乡镇煤矿中，普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为“三低一多”，即产业集中度低、技术装备水平低、经营管理水平低及引发的社会矛盾多。

　　该调查报告显示，在该市乡村煤矿按投资状况来分析，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集体独资，由乡镇或村集体独家投资，投资主体单一，办矿初期以少量自有资金投入，大部分靠信贷或积累完成，资产质量较好。这一类约占总数的20％。二是集体联合投资，由乡镇与村或村与村集体联办，原始投入依照协约共同出资，不足资金靠信贷或积累完成。此类约占总数的10％。三是集体、企业和个人混合投资，村集体办回有关证件后，由于资金短缺，便吸收个人或企业法人竞标，让其携资进入。此类约占总数的30％。四是纯民间投资，投资方负责经营管理。此类约占总数的40％。高平、泽州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属于此类。

　　煤价上涨了　矛盾激化了

　　煤炭价格上扬后，利益格局严重倾斜的现象立即暴露。由此引发的矛盾也逐步公开、尖锐。

　　据了解，2002年到2003年期间，当地农民与煤矿的利益之争以这样一种情况出现：看着自家地里的煤矿生意红火自己却得不到实惠，村民们开始想办法。煤矿是人家经营的，咱插不上手，但可以运输啊，于是小三轮、无牌无证的“黑户汽车”等成了村民们与煤矿分利的基本工具。但财力几乎是空白的农民个体运输，很快被资金雄厚、装备精良的专业运输队伍击败———小三轮显然无法与大型载重汽车抗争。于是，村民们又在路上动起了脑筋。我的三轮不是不如你的大型汽车吗，可路是我们自己的。于是众多的小三轮、黑汽车阻断了煤矿与外界的道路，外界想拉煤，对不起，你到不了煤矿，只能在远离煤矿的地方装小三轮倒出来的煤。当然，价格肯定比煤矿那里要贵。

　　然而好景不长，对煤炭运输市场出现的这种现象，当地政府很快就进行了打击，农民的利益再次失去了来源。

　　政府对煤炭市场的监管，一度也提起了农民的信心。他们开始向各级政府反映、要求，但他们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有些甚至缺少足够的沟通渠道。

　　到了2004年，农民们的抗争演变成另外一种模式。

　　2月12日，高平市建宁乡何家村上百名农民集体来到乡政府，要求村里被承包的煤矿给农民多分些利益。13日，该乡北庄村的几百名农民也找村干部要求煤矿给他们多分些利益，在遭到拒绝后，这些农民赶到煤矿，砸坏了煤矿民工的宿舍，烧毁了民工的被子，并把一些民工打伤，阻止民工继续采煤。乡干部和派出所得知情况后，赶去做调解工作，也被农民包围和围攻，乡里和派出所的汽车也被推翻。14日，该乡建北、建南两村的一些农民采用敲锣打鼓的方式召集群众，围堵乡政府，要求乡政府答复给他们分红利的事。2月11日和12日，建宁乡北社村敲锣集结了300多名群众，先后到北社煤矿、鱼仙山煤矿，打砸、破坏了生产区、发电机房、配电室、绞车房、办公区、民工住房等，并把办公区院内一辆桑塔纳轿车掀翻。2月22日，陈区镇魏庄村200多名村民来到本村煤矿，将矿长的桑塔纳轿车推翻。2月25日，陈区镇南河村100余名群众，先后到南河煤矿、猪厂、砖厂，将煤矿矿井封堵、矿车推翻，铲车、卡车砸坏，并对猪厂、砖厂进行了破坏。

　　针对这些事件，高平市公安局4月20日逮捕了15名闹事农民，另有4人批捕在逃。“任何人不得再提分利的事情。”农民的要求再次遭到了拒绝。

　　最应抓实抓好的事情不受重视

　　农民试图从煤矿分利的要求合理吗？资源是国家的，坑口就在自家的口粮地里，产权属于全体村民，煤矿的收益又非常可观，但农民得到的收益却微乎其微，农民当然有权抗争。有资料显示，占高平市人口万分之三的煤矿老板人均年收入在500万元左右，其存款总额占全市总额的30％，而当地低收入人群的人均年收入仅区区500元。税务部门的资料显示，国有煤矿吨煤税收收入是农村小煤矿收入的3．9倍，仅此一项晋城市一年流失的应收税款总额在5亿元以上。当地一名政协常委认为，“贫富两极的巨大收入差距，必定给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造成隐患”。

　　那么，农民的正当要求为什么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晋城市人大常委、农工委主任郭京州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多种，如农民最底层的社会地位、煤炭业本身的衰落与兴盛周期、农民民主管理村务的机制缺失、不少煤矿矿主与个别政府官员互相勾结等等。其中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层行政理念中存在严重的错误政绩观念，在行动中只想在见效快、看得见、摸得着的方面着力，如城市建设、道路建设等，对于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不愿意接触、不敢接触，再加上官员流动周期没有硬性的规定，时间不长就换一任领导，客观上就把最应该抓实抓好的事情放弃了。记者刘建林

　　山西煤矿老板的消费路径

　　大家对山西的最深印象可能是煤多，毕竟这里号称中国的“煤海”，煤炭和这里的社会生态息息相关，也造就了山西独有的煤炭文化。国内煤炭价格自2003年起一扫低迷，节节上扬。山西本埠上市公司中主营煤炭产品的企业股价走高也成为股市一景。这对一直靠煤生存的山西人来说，应该是个不错的兆头。可是实际上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煤价上升带来的收益仿佛是别人鱼塘里的鱼，看起来眼馋，事实上却离自己那么遥远。

　　如果选择一个产煤县作为标本，我们可以发现，基层政府中的官员及其代理人紧密结合起来，把持了地方煤炭的生产、经营活动，没有一定背景的人是无法把手伸进这块肥田里的。这也形成了这些地方特有的贫富差距，普通人照样种地，为那些摇身一变成为煤矿老板的村、乡、县干部（后者一般都有自己的代理人）下煤窑，冒着生命危险维持基本生计。而官商结合产生的利益集团却在整个社会生态链中居于最上端。

　　我在出差和旅途中每每细心观察，在介休、灵石街头看到的高级轿车不比太原或者北京的档次差。但是，这仅仅是冰山一角，靠煤矿发了大财的矿主们的主要消费是在购买高档房产上，购房的目光多投在了北京、上海、天津。当然广州、深圳、海南等南方地区也能发现他们购房的身影。我在当地一家媒体上看见了一家珠海房地产开发商做的广告，以来往旅费免费的条件招徕购房者前往珠海选购房屋。当我们的目光盯住温州炒房者的时候，山西的百万富翁正悄悄地进行着他们在各地房地产市场的收购活动。

　　在北京楼市，如建国门外的SOHO现代城、世纪城、清水湾等中高档楼盘，山西的煤炭富翁们开着豪华私家车，挥舞着百万甚至几百万元，痛快付款，让自视甚高的北京人目瞪口呆，这仅仅是暴富的矿主们一年或者半年的收入。据山西本地的一位研究人员透露，每年仅此一项山西流出资金就在100亿以上，这还没有包括煤炭产业链上其他环节产生的富翁。

　　时下中国什么职业最危险？估计大家都会说是煤矿工人。虽然国家有关部门一再重申打击非法采矿的立场，可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山区，特别是官商一体的地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煤炭行业是安全事故发生率最高的行业，而私营的小煤窑更是缺乏安全保障。出了事，如果用钱能摆平最好不过了，如果事情闹得太大，后台也罩不住，撒腿走人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有人在调查中发现，很多煤矿主家里相当寒酸，可谓“家徒四壁”，他们的妻小一般不在身边，主要是为了日后走人方便。当然上面我说的山西购房团的疯狂表现就不难发现原因了。“有恒产者有恒心”。抱着“捞够了就走”心思的富翁们现在连自己的房子都卖了，也不租房，干脆住在宾馆里，大有一旦风声紧随时拔腿走人的架势。“煤都”大同靠煤发财的人不少，可是大同的房地产市场低迷，几乎没有几处像样的小区，市区的陈旧破败让人难以想像。再看看街头奔驰、宝马、尼桑、别克、奥迪来往穿行，两者的鲜明对比让人徒增感慨。

　　在各个地方合法或者非法的煤矿，我们或隐或现地发现了地方官员的身影。比如一位煤矿主明言：“只有上面有关系，尤其是和政府官员的大头头有利益关系，才能开矿，也才能挣钱。有钱大家赚，太独是根本办不成事的。”他认为和政界的关系对于他们这些矿主是非常重要的，官员调动或者倒台都关系着他们的身家性命，一旦后台的官位变动，他们也必受牵连，提前“未雨绸缪”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煤炭资源的开发带来了滚滚财源，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山西山多，但多为荒山，土地贫瘠，缺水，地方病多发。据说这和煤炭开采不无关系。我听党校的一个研究者说，山西煤炭照目前这个速度开采下去，再过20年左右，将无煤可挖。

　　目前煤炭开采带来的收入照理应该放到推动山西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上来，可惜这样的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使希望再塑晋商辉煌的山西人有心无力。旧时晋商起家无非是靠节俭、勤快、诚信，可是从现在的煤炭富翁身上我们丝毫看不出他们祖先的那种经营风格。去年的“海鑫血案”只是敲了一记警钟，可惜山西上下大多在缅怀逝者，剖析案情，没有从深层次分析。实际上此案不就是一个靠煤炭发家的人在挥霍无度之后走投无路，才铤而走险吗。我前几天也听说一个土财主在发了横财（千万资产）后不善经营，挥霍太大，最后竟然沦落到依靠乞讨为生，最后因偷了300元钱而被判入狱，着实让人唏嘘。

　　晋商的衰败原因之一就是和政治权力走得太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天的山西富翁们进入了新的轮回。他们的出走不是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开拓事业的疆土，而是缘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肮脏”，不得不离开。依附政治权力，没有了资本独立的个性，实际上是官商结合的产物，并非他们有多大的经营才能，而是他们幸运。上天给了他们祖先的土地下丰富的资源，可是他们近似疯狂的背后，子孙后代怎么办？让大家知道答案的，惟有时间。（陈默）

　　坐拥资源的老百姓为何成了资源收益的局外人

　　温铁军是国内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他认为，晋城煤区面临的问题，有深刻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的原因。

　　他指出，我国目前还是一个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国家，行政权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影响巨大。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后发型”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集中社会资源搞建设，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客观上强化了权力、特别是行政权的影响力。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无论是谋求发展的商人，还是追逐铜臭的非法分子，都容易把目光集中到那些掌握实权的官员身上。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权力的关系，以“矿藏承包人”为代表的商人们大都选择了“傍”官员这一逐利的捷径。他们所“傍”官员的级别和掌握资源的丰缺，基本与其获得的利益成正比。在这种情况下，从希望获得资源开采权的一方来看，只要能获得掌握资源支配权的行政力量的支持，往往就能以很小的代价获得数倍、数十倍的直接利益。这在客观上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动力和土壤。

　　温铁军说，这种资源的垄断性、独占性，和行政权力没有制约和监督的特点结合起来，必然带来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坐拥资源的当地老百姓成为资源收益的局外人，而作为资源地“局外人”的官员、商人却据此发财致富，必然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他谈到，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相当严重。这引发了很多犯罪活动或社会不安定事件，造成社会问题。

　　温铁军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的一点，就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执政观念，真正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

　　他谈到，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到很难，因为现实中很多官员都是以GDP为本，以资本为本，忽略或者不愿正视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温铁军呼吁各级政府要跟上社会发展变化的节奏，呼应中央政策的转变，正视当前贫富差距问题，并设法解决。 （周婷记者万兴亚）（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