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园地剽窃成风、道德沦丧的当下，陈明芳女士诉某名校博士生导师罗二虎《魂归峭壁》抄袭自己的《中国悬棺葬》的著作权官司，注定了一波三折的痛苦历程。由最初的胜诉到二审的败诉，由一对一的较量到面对既抽象又具体的一个庞大阵营，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某些势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让我们欣赏到了学界乃至学术权威们的各色表演，的确让人大开眼界，大长识见。
《中国悬棺葬》一书寄寓了陈明芳十余年的野外考察，曾经的生死折磨。作为“标志和反映了今天中国学者在这一民族研究领域遥遥领先的学术地位”的《中国悬棺葬》，“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学者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意义”，陈明芳有理由愤怒，“一个从没有涉足过悬棺葬研究的人，居然在半年内写出了一本悬棺葬研究的书。转瞬之间就偷走了我20多年历经风雨艰辛的科研成果！”令人不解的是，尽管版鉴会鉴定，二书相同或相似的文字少了2070余字，相同笔误增加了6处，一审胜诉后，二审却以1985年文化部一份不公开的内部文件《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作依据，判定为属“适当引用”范畴，罗及出版社均不构成侵权。
如果说司法界的不公不正给了陈明芳致命的一击，学界的是非不分，同样让陈明芳感到了心灵的窒息。罗的老师、有地位的同学打电话给陈明芳，劈头盖脸地教训她：“这场官司你准备打到什么时候……”称罗是“考古学界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才，川内无人能比”，希望陈和罗在庭外了结。更叫人不能接受的是，四川几位“学术权威”竟然打电话给陈明芳，告知罗二虎希望与她在法庭外调解，愿意赔偿她1万元经济损失，条件是陈不得再认为罗二虎抄袭侵权，而几个“权威”商量的结果是打算将陈和罗二虎“叫到一起，不要去分清是非，说一说算了”。
所谓的学术权威，以我的浅见应该是学界中的翘楚、泰斗式的角色，无论如何，学术权威们应该具有起码的学术尊严感和是非识辨力，而捍卫学术尊严，应该是学界权威维持自己尊严的起码道德底线和神圣职责。
任继愈先生应该算是重量级的权威了。任先生的观点是：“抄袭是知识产权的贪污行为，也是见不得人的偷盗。不要对抄袭者容忍，这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而是对社会的负责。”抄袭事关作者的著作权，事关作者的人格声名；事关整个学界的伦理，事关学术的尊严；自然实属大是大非大美大丑大奸大恶，水火不容。岂能不辨是非，混淆一团，岂能不辨荣耻，乃至荣耻颠倒？无论从学术伦理的范畴还是从法律的层面看，陈明芳说她都不能保持沉默，“我必须向社会呐喊，那些粗暴践踏学术尊严的抄袭、剽窃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理性的呐喊，这是智性的抗争，这也是一个受到伤害的人本能的反应。
我真诚地同意陈明芳的观点，学术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它代表着一定时期科学的进步，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学者应“以生命做学问，用心血写文章”；学术界应是一块探求真知的净土。但要遏制学术伦理的沉沦，就需要陈明芳们的奋力抗争义无反顾，需要任老先生的爱憎分明振臂高呼，需要更多学术权威的挺身而出见义勇为，需要更多的学人自律自束见贤思齐。当然，也需要司法的坚定支持和依法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