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顶戴”竟成了子女谋取私利的工具，原本应为老百姓服务的权力被演绎成了一些贪官子女发家致富的“顶戴经济学”。在“顶戴经济学”中，“顶戴”所具备的巨大的“无形资产”使一部分市场倒向了现代衙内们的一边。

　　无本万利，只赚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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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巨贪李嘉廷的小儿子李勃有句人生信条被不少高官子弟引为同调：“高干子弟哪个不做生意，没个千儿八百万，别的高干子弟也瞧不起你。”

　　什么样的意识决定什么样的行为。有身为省长的老爸在背后支撑，李勃“在云南商界呼风唤雨”，银行就像自家开的一样，“哪个行业最赚钱，就会携巨额银行贷款‘杀’向哪个行业”。

　　早在十几年前，中央曾经下发禁止领导干部子女经商办企业的文件，时隔不久，就听到有人为子女经商办企业辩护。后来，领导干部的子女经商办企业就一发而不可收。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的长女慕洋在深圳闯荡多年，终于明白了“市长爸爸”所拥有的巨大能量，于是回沈阳创办了广告公司。在沈阳市城市建设改造中，慕洋基本上垄断了全市主要大街的灯箱广告。每次到大企业拉广告时，她都会大言不惭地说：“我是慕市长的女儿，给你们做个广告，开支票吧。”经理们只得乖乖地拿出几十万、几百万的广告费，至于广告做没做、在哪做，谁敢问？

　　程慕阳利用“省委书记爸爸”的身份，从河北拉到700多家企业广告费2900万元，偷税200多万元；从一次地皮转让费中捞得280万元；从河北八达集团获得的省财政周转金中捞得2650万元。没有投入一分钱，不到10年时间程慕阳就为程家创办了32家海内外公司，资产总值达数亿元人民币。如果不是程维高“封疆大吏”的“顶戴”，白手起家的程慕阳焉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这些现代衙内们正是靠着父辈领导干部特有的稀缺资源，聚敛了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家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一夜暴富”的神话。

　　“顶戴”之财海外漂白

　　“顶戴经济”净赚来的不义之财如何漂白？如何消费？如何投资？现代衙内们及其贪官父亲自有种种变通之道。其中，到海外办分公司、留学、生活定居成了他们的首选。一方面，贪官及其子弟贪污受贿的数额上升，要找地方洗钱；另一方面，贪官也知自己的纨绔子弟不是读书的料，但仍然千方百计地为子女谋划，指望到西洋镀金，混出个模样，将来做人上人。

　　父与子本是传统而普通的社会关系，然而这种人间至情往往在追逐暴利中遭溃败，这种血缘关系在公权私用中也会被扭曲成伙伴关系、工具关系，甚至是同案犯关系。（新华）

　　明日推出贪官身边人腐败众生相之三：五种角色“雕塑”贪官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