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晚报引言

　　2004年6月22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一起职务犯罪案件，被告人吴照和（原安徽氯碱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及天辰塑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因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收缴犯罪所得23．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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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反腐第一案

　　2004年春节前夕，合肥市检察院反贪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安徽省氯碱化工集团副总经理、原天辰塑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吴照和，在天辰公司购买原料过程中有受贿行为。这是反贪局在甲申年接触的第一个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经过初查，举报内容属实。为此反贪局立即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摸排，了解，最后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河南省周口市一电石供应商郭某身上。电石是天辰公司生产化工产品糊树脂的主要原料。2002年以来，郭某与受贿嫌疑人吴照和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货款回笼最及时，并且在合肥专门租房办公。种种迹象表明，郭某行贿的可能性最大，数额也不会少。目标锁定了，接下来的便是寻找郭某行贿的证据了。2月11日，侦查人员查明郭某正在合肥，已与天辰公司结清了2003年的全部货款，第二天就要返回河南。战机稍纵即逝，考虑了种种后果后，检察院领导当机立断：“立即传唤郭某！”

　　笔记本泄露天机

　　事实证明，检察院的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对郭某的传讯，揭开了侦破2004第一案的序幕。

　　像所有犯罪嫌疑人一样，讯问开始时，郭某狡猾顽固，拒不交代。此时，办案人员从郭某办公处找到的一本名为业务支出登记，实为记录每一次行贿事实的“笔记本”，成为引导审讯、侦破此案的关键。

　　笔记本上，清晰地记录了每一次的支出，如：“某月某日，送吴5000；某月某日，送某某3000；某月某日，送吴1万……”面对如此事实，郭某一方面出于害怕，一方面考虑与天辰公司今后的业务关系，仍避重就轻，百般狡辩，谎称本中所记是故做的假账。在此情况下，传唤受贿人已是案情进展的必然。

　　受贿人坦白交代

　　2月13日，局领导再次做出了传唤受贿人，并对此案立案侦查的决定。吴照和被依法传讯。

　　吴照和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翻开他的简历，便使人不能不为他的受贿犯罪感到惋惜。

　　作为一农家子弟，他通过发愤读书，考上省城的大学，1986年从合工大毕业后，直接考取了清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的研究生。1989年7月分配到合肥化工厂（安徽氯碱集团前身），先后担任过技术员、工段长、车间副主任、主任、工艺室主任、分厂主任工程师、厂长助理等职。1997年底—2000年4月，在辞职到江苏某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氯碱公司，任集团副总工程师兼其子公司——天辰塑料有限公司总经理；2000年9月，任天辰公司董事长，2002年下半年，任氯碱集团副总经理，同时被选为瑶海区政协委员及合肥市政协常委，称得上是一个有理论有实践的化工专业人才。考虑到吴照和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充分尊重他的人格，办案中，检察院特地安排了老成持重的同志参加审讯。耐心做他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吴照和在充分理解法律、情理和形势后主动坦白交代了受贿2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而此时的郭某，在办案人员的教育下，认识到法律的严肃性和办案中体现的人性化后，也幡然醒悟，交代了行贿事实。

　　至此，案情渐渐明朗化了。

　　医院里收下贿赂

　　2002年5月，因心爱的女儿病重，吴照和放下繁忙的工作，陪女儿住进了上海儿童医院接受治疗。虽然事业渐入佳境，可是女儿的病，却成了压在他心头的一块巨石。

　　一天，吴照和的手机响了，接听后，电话里传来了郭某的声音：“吴董，我们账上快没钱了，资金无法周转，您看，是不是付一些货款给我们……”当时与吴董尚不熟悉的郭某，因货款被积压很多，焦虑中给吴打电话催办回款。吴照和回复道：“等回去再说吧，我现在上海带女儿看病。”“噢，不好意思，打扰了！”放下听筒后，郭某立刻意识到一个机会就在眼前。他马上与自己公司的老板取得了联系，两人火速赶往上海。

　　在儿童医院大门外，他们将一个精致的花篮和装在信封里的1万元现金，送到吴照和的手中，诚恳地说：“你小孩看病需要钱，你先拿着……”可能是为女儿治病心切，吴照和收下了这笔钱。与此同时，他还收受了另一电石供应商——江苏徐州某公司老板的8000元现金。

　　第一笔大数额的行贿受贿就由此发生了，从上海回来后，天辰不仅很快付了郭某公司的货款，业务量也随之增加；而对江苏那家供应商来说，也没虚上海之行，因他们供应的电石原料质量欠佳，本应淘汰出局的，吴照和曾不打算再用他们的原料了，从上海回来后，又继续与之保持了业务关系。

　　一步步陷入泥淖

　　从此以后，吴照和与郭某由不认识到熟悉，关系渐趋密切。为更好地攀附住吴董这棵大树，郭某提出了今后以提成方式，即根据货款回笼的数额，按一定比例给吴一定的回扣；同时，还在电话中告诉吴：只要能增加业务量，每吨也给他一定的好处费。吴默认了。

　　从此，3000、5000、8000、1万……如吴所说的“业务介绍费”，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吴董的口袋。

　　2003年4月，郭某公司的老板到合肥来，两人照例请吴照和到一大酒店吃饭。席间，当他们听说吴照和有可能不再担任天辰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时，便提出能否在吴离任前，多结一些货款让他们带回。吴照和当时未同意，郭某便拿出了2万元，吴未要便走了。2天后，郭某来到吴照和办公室，将2万元现金装在一个信封里，当面放在了吴的抽屉里，吴没有推辞。

　　2004年元旦，吴照和正在公司值班，郭某来到了吴董办公室，当时吴照和正在楼下处理事务。郭某等了一会，将装着钱的信封塞到了办公桌抽屉里。等吴回来后告诉他：“东西”在抽屉里，无须明说，彼此早已心照不宣。郭某走后，吴照和拿出信封数了数，1万元整。

　　就是这样，从第一次收受贿赂开始，吴照和一步步陷入了职务犯罪的泥潭。笔记本上，清晰地记录了一笔笔行贿受贿的数字：3000、5000、8000、1万……足有20几笔之多的“业务介绍费”，累计有18万余元。如果说，第一次大数额的行贿受贿是在吴照和为女儿治病那样一个特殊时期，双方都还能找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可是，后来以提成方式拿到的“业务费”，其性质已变成一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膨胀的私欲使他早已忘记了党纪国法。

　　作为天辰公司的一把手，吴具有公司资金调配权和原料总量的审批权，因为天辰公司财务上的周转资金不能同时满足所有回款的需求，一笔货款往往要积压一段时间。为了能及时回笼货款并能与天辰公司保持长期的业务关系，行贿便成了一些原料供应商做业务的“杀手锏”。正如一供应商在“交待”中所言：“每次在货款积压到10万元以上时，或逢年过节拜访时，才给他（指吴照和）钱，每次5000元，总共送了5万元”，“我怕他拖欠我的货款，或用他们的树脂产品抵偿货款，”“因为他是总经理，用谁的产品，什么时候付款，都是他一人说了算，他有决定权……”

　　从2001年至案发，吴照和利用职务之便，共受贿23．26万元。

　　2004年4月29日，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对吴照和依法提起公诉。

　　案后思考

　　2004反腐第一案，随着法庭一审的结束，已经尘埃落定，贿赂的双方根据所犯罪行，都分别受到了法律的惩处。然而，此案留给我们的思索，并没有随着法庭的判决而结束。

　　我在想，吴照和受贿案的侦破，固然与检察官的秉公执法密不可分，但起因却是缘于举报，缘于线索。假如没有举报，那么，那些幕后交易，那些职务犯罪是不是还在继续？为此，我不由得想到社会监管机制及对公职人员如何监督的问题。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控制弱化和监管制度的漏洞，经济权力化、权力经济化现象相当严重。一把手的“一支笔”“一句话”举足轻重，然而对一把手的制约和监控又缺乏有效的措施和手段，预防上的薄弱，使职务犯罪容易发生。

　　对于吴照和这样的公职人员来说，当他们初掌管理权力时，可能并没有职务犯罪的动机，随着现阶段经济收入与消费支出形成的反差，一种“深感吃亏”的不平衡补偿心理由此滋生。例如，吴照和在任分厂厂长助理时，曾一度辞职去江苏某企业。也许，正是因为在社会分配拉开差距的情况下，觉得自己的知识、才干未能与收入、待遇形成正比。看到社会上一些知识、学历远不如自己的个体老板、暴发户等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豪华气派，心理更加失衡。当然更主要的，是放松了对自身思想政治素质的培育，受利益驱使、私欲膨胀，当职务上的便利为额外收入提供了机会时，便禁不住诱惑，不惜冒违犯党纪国法的风险，去满足一己私利，从而陷入职务犯罪的泥潭。从一些腐败案例中常可看到，一些公职人员，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在“我帮他的忙”，“他应感谢我”的图报心理促使下，将手中的权力变成了待价而沽的特殊商品。他们把职责范围内应该承办的事情与按“劳”取“酬”划等号，甚至伸手索要所谓“好处费”“辛苦费”，最终堕落为贪婪的“硕鼠”。

　　从吴照和案以及更多的职务犯罪案例来看，加大监控力度，预防职务犯罪已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大问题。

　　老一辈革命家陈毅同志曾在《手莫伸》一诗中谆谆告诫：“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愿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公职人员，能从一件件职务犯罪案例中吸取教训，廉洁自律。金钱虽好，然而更有比金钱宝贵的东西：亲情、友情、党和人民的信任，自己热爱的事业，以及堂堂正正做人的坦然……为了这些，难道还不应该时刻警醒吗？

　　黄骊 昌廉 赵杰

　　（来源：合肥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