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云翔
去年6月4日，湖北张女士睡觉时被歹徒强奸，警方设计了一个抓捕方案：民警埋伏在张女士家中，让张女士再被强奸一次。第二天晚上，歹徒在4名民警包围下逃脱。随后，警方提取精斑经过DNA鉴定，抓获犯罪嫌疑人李端庆，后排除李作案嫌疑。
DNA鉴定也会错？这一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作为一名从事重特大案件公诉工作的检察官，我最信赖的证据就是有关DNA基因鉴定，其以无可辩驳的科学基础成为认定案情的依据，但是再具有科学性的东西都是人来操作的，都有着失误的可能，DNA鉴定一旦失真对于认定案件将会产生致命的破坏，就有可能将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每次审查DNA鉴定时，我总是在祈祷：只愿鉴定人能够认真负责，只愿仪器能够正常。
DNA鉴定也会错？这样的事实让我不知道以后怎样面对卷宗中的各种鉴定结论，经常有一些案件审查起诉时，尸体已经火化，检材已经不复存在，真相只有一纸鉴定，而鉴定却有可能错误？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内心如何形成确信，并且用这种确信在法庭上说服法官了DNA鉴定结论经常以不容置疑的科学的面目呈现在我们这些办案人员的面前。
事实上，从DNA鉴定的理论依据来讲，鉴定结论错误的可能性近乎零；但是从操作层面上来讲，错误的可能却是无处不在，例如错采样本，再如仪器没有充分调试与清洗，更主要的是我们不能防范其中的道德风险：实验人员伪造结论。我不知道本案中错在哪里，但是我知道错了就要找出原因，就要有人承担责任，错误是如何酿成的？这样的错误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文中均没有报道。
此案的DNA鉴定的错误再次告诉我们，人是不可靠的，即使是那些以科学的名义做鉴定的人也有犯错的可能，我们必须用完善的制度来防范人的道德风险。谁也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那么最理想的方式就是通过利益对立的人主张权利的碰撞中发现真理，对于鉴定结论来说，我想其真实性不是自命的，而是可质疑的，应该让相对一方有质疑鉴定的权利与可能。
虽然我们国家规定了被告人对于鉴定结论有异议的权利，但是很多案件中却没有了重新鉴定的可能，一则鉴定的巨大的费用往往不是被告人能够承担的，再则一些案件检材往往并不为被告人留下，被告人往往有重新鉴定的愿望却因为尸体火化等失去了重新鉴定的可能。
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这使我不得不大声呼吁：改革我国的鉴定体制，让被告人与司法机关拥有同样的鉴定的条件，使得每次鉴定都是可重复，经得起对抗式诉讼检验。
（金陵／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