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
一项旨在通过“自我限权”以实现“同责同罚”的“治安案件自由裁量基准制度”，近日在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分局试行。据当地警方负责人介绍，该制度最大的突破是，视情节轻重，把同一类的治安案件分割成若干个档次；再依照处罚相当的原则，对处罚种类、量罚幅度进行固定，从而使每一种违法行为，都能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罚。
与近些年来公安机关的执法实践稍加联系，“治安案件自由裁量基准制度”无疑已成为回应和遏制公安执法过程中屡禁不止的“人情案”
与“关系案”的一大亮点。虽然这一制度并非深圳警方的首创———早在今年2月，它便在浙江金华跃出水面，不久即为成都所效仿，深圳，不过是半年内对该制度的又一接纳者。
相对深圳警方的“拿来主义”，在略显浮躁与喧嚣的法治舞台上，也常见不少号称“首创”的制度建设借“改革”的外衣在执法和司法活动中登台亮相———如果标志“首创”的意义首要不在解决执法中的问题，而在于彰显推行者的“政绩”，这样的“首创”对于执法公正的贡献便大可质疑了。
制度必须首先是合法的，实在的，可操作的。对制度的选择，也并非看该制度是否首创，而在于该制度是否真切地面对且试图努力去解决实践中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意义上，深圳警方对治安案件自由裁量基准制度的践行，虽非“首创”，却仍然有着极其可贵的示范效应。
在治安案件中给执法者行使自由裁量权量身定做一把细致而具体的尺子，这在规范执法和保障人权上的意义已经为浙江金华等地的执法实践所证实。公安执法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是一个由来已久又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难题。自由裁量权何以为大？以赌博为例，轻则可警告一声了事，重则可送劳动教养3年，从警告至劳教均在执法者的裁量范围之内。正因为法律法规赋予执法者的自由裁量空间是如此之大，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难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致执法不公的现象发生。现实中的“执法经济”更加剧了个案中执法标准的不一，自由裁量基准制度从内部规程上缩小了自由裁量的空间，通过对权力的自我限制弥补了现行法律法规的不足，从而更好地促使了责与罚的相对平衡。
自由裁量基准制度也为公安部所关注和肯定。不久前，公安部法制局专程到金华调研，这一制度被强调为“可以扩展到整个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领域，对加强我国法制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发端于基层的自由裁量基准制度于实践中还远未被“广泛认同”，它的推行仍依赖于地方公安机关在人权保障意识上的自我觉醒。
与此同时，尽管这种“自我限权”的制度实践需要公安机关刮骨疗伤般的勇气与智慧，在现时之执法环境下也确有其重要的意义，但这一制度又注定了只能成为过渡时期的特殊制度安排。一个引人注目的消息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立法规划，建立治安法院以取代警察在治安案件中的裁判功能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些消息暗示着对警察在治安案件中所拥有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并非改革的目标，终极的目标乃是取消长久以来公安机关在治安案件中“自侦自裁自执”的司法怪胎，并最终实现警察权与司法权的严格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