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重庆7月18日电 雷亨顺教授是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他认为，许多灾难性事件追究下去都能在体制上找到原因。
他解释：目前多头管理，有利益大家抢，出了事就相互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安全隐患也在不断增多，如果不从体制上去整顿，没有整体的思考、超前的意识，以后会有更多的事故发生，这也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
他说，对于很多事故隐患政府官员早就知道，但事故还是发生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去年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发生的燕湾煤矿事故夺去了12名矿工的生命。该矿没有工商营业执照，属违法生产经营，其安全隐患连过了10关，其中有7道涉及镇和区县两级政府的工商管理、采矿许可等诸多关口。
以重庆氯气泄漏事故为例，近两年天原化工总厂出现3次氯气泄漏。该厂是重大危险源和重点污染企业，早在1998年就已经提上了搬迁日程。
从2001年以来，重庆市确定了7件市级挂牌重大火灾隐患，目前只有1件整改完毕。在7月17日召开的重庆市三季度安全工作专题会上，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强调，要严格实行地区安全生产政府“一把手”负责制，严格安全责任追究制。对6件迟迟没有整改完毕的重大隐患必须限期整改。
但雷教授认为，事故发生后再追究责任人，固然能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本报记者 朱丽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