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永清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感动不已，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5月21日清晨，我照例在部队机关大院散步。这时，一位老同志告诉我：“许光达大将的夫人邹靖华大姐去世了！”我听后一惊，连忙问：“什么时候去世的？后事怎么办？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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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举行仪式？”他回答：“听说什么仪式也不搞，谁也没有通知，主要是家人今天上午在301医院地下室与老人告别，然后就送八宝山火化了。”

　　我听到这样的安排，感到不可理解，难以置信。我们和邹大姐同住一个大院，她是一位90多岁的令人可亲可敬的好大姐。许多同志都知道，邹大姐是毛主席的恩师邹希鲁先生的女儿，毛主席的另一位恩师徐特立老人当年将她送到延安抗大，她是“三八”式的老党员，是彭德怀元帅高度赞扬过的军队转业干部，是地方司局级干部，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勋许光达大将的终身伴侣。这样一位大姐去世了，按照规定和惯例，家中会设灵堂，单位会组建治丧机构，然后发出讣告，告别仪式肯定会安排在八宝山最大的告别厅，许多首长和同志都会前往参加，花圈和挽联肯定会送得很多很多。虽然提倡丧事从简，但也不能简单到这种程度呀！

　　那天上午，我和几位老同志一起，匆匆忙忙地步行到301医院地下告别室，看着邹大姐慈祥的遗容，向她老人家深深地三鞠躬。因为没发讣告，所以前来参加告别的，都是互相转告、闻讯赶来的。尽管这样，人还是越来越多。

　　人们一方面向邹大姐表示哀悼，劝慰邹大姐的儿子许延滨、儿媳曾正魁等家人忍痛节哀、保重身体；另一方面也多少流露出一种情绪，觉得邹大姐的后事不该办得这样简简单单。

　　在这种情况下，延滨同志满含眼泪，向人们宣布了邹大姐生前的遗嘱。他说：

　　我们这样做，是根据妈妈的遗嘱办的。你们赶来了，我们全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没有发通知，也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妈妈在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口述了这样三条遗嘱———

　　一、我走了，遗体由我所在党小组的同志和家人送到八宝山火化了事，此外不要再麻烦军队与地方的各级领导和其他同志。

　　二、我走了，不要搞什么仪式，搞仪式会打扰许多人。老年人来了会伤感，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中青年人来了会耽误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搞仪式会花很多钱，花圈那样贵，花的又是公家的钱、人民的钱，我感到心痛。

　　三、我的存折上总共还有两万五千元钱。你们拿出一万元钱，替我交上最后一次党费。剩下一万五千元钱，到你们爸爸诞辰100周年时，替他出一本书，把他过去的那些文章印上，就印100本，分送给他生前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的晚辈和朋友做个纪念。这件事我办不成了，感到是个遗憾，你们要替我办好。

　　说到这里，延滨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前来送别的人们更是十分感动、赞叹不已。

　　听了邹大姐的三条遗嘱，我很快就联想起了许光达大将几次让衔的故事。

　　许光达同志在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功勋卓著。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时，当时他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委装甲兵司令员。当他得知中央军委准备授予他大将军衔时，感到惶惶不安。几次给中央军委各位副主席写报告，请求降低一衔，感到授予他上将足矣。事情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有一次中央军委开会时，毛主席举起许光达要求降衔的申请书，大声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他还说：“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最终，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他鉴于组织纪律，接受了这个衔级。但最后又经过再三请求，总算给自己降低了一级薪金待遇。这样，他才勉强感觉心理比较平衡了。

　　真是无独有偶。邹大姐离休前长期担任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政治部副主任。她于上世纪50年代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曾多次将晋级机会让给其他同志，因而她自己比同期参加革命工作的一些同志职级偏低。邹大姐去世后，她生前所在单位的党组织专门做出决定，表彰她的高风亮节，开展向她学习的活动。

　　我们注意到，在那个小型告别室里，没有多少花圈，没有多少挽联，也没有播放哀乐，只是《送别》这首歌在低沉回荡：“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这首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将伴随着邹大姐乘鹤西去，伴随着邹大姐在天国与许大将相会。

　　许光达，邹靖华，这两个光辉的名字，这一对革命伴侣、模范夫妻，必将化作两颗璀璨的星辰，永远光照人间！(解放军报2004年07月19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