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有“北方第一大案”之称的山西璞真集团特大非法集资诈骗案，正在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7月16日《新京报》）涉案人员聂玉声，在山西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璞真事业机构”，3年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6．6亿元、集资诈骗4800多万元，受害群众近万人次。
从1993年的北京沈太福非法集资案、1994年的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算起，到现在的
山西璞真特大非法集资诈骗案，这10年间，各地的非法集资案件，大大小小达数百起，少则涉案数百万元，多则数亿元，真可谓害民无数。
综观这些案件，虽然地点各异、主角不同，但是在犯罪手法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纷纷抛出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5到10倍的高息吸引百姓上钩。主要犯罪手段有：虚设开发项目式，借款周转经营式，高额利息、回报诱饵式，夸大效能诱进式等，一般涉案金额巨大，人员复杂、组织周密，惯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维持骗局。众多受骗人员又往往被深度“套牢”，集资者多利用百姓的亲属、朋友关系筹集资金，所以一些人在高额利息回报等利益驱动下，将父母、兄弟姐妹、亲属、朋友全“拉下水”，而受骗者又常因防范意识、法律观念淡薄，发现上当后仍不愿报案，执迷不悟地相信所谓承诺，期待挽回局面。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既是这类活动的参与者，又成为使危害扩大的组织者，既是受害者又是“帮凶”。可见，非法集资案一旦成型就有很大顽固性，社会危害极大。
目前，国家应对这类案件的策略是坚决打击，杜绝一切非法金融行为，查办大案惩办“恶人”，同时提醒百姓谨慎投资，不要被高利息的诱饵所蒙骗，以免落入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圈套。但是，这样的策略显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法集资事件、地下钱庄之类不仅没有绝迹，反而有增无减，仅去年底，哈尔滨警方就在当地一次破获非法集资案件17起。（6月10日《哈尔滨日报》）这说明一个问题———中国金融政策存在缺失，使民间非法“金融”活动总能找到生长空间。
有经济学家撰文称：现在有两种融资现象值得注意，一种是非法集资，另一种是合法圈钱。对于非法集资，监管部门向来是严惩不贷，因而相对来说，这种现象还比较少，但在中国股市上，参与造假的上市公司何止几家几十家？由于大量的虚假信息，广大股民深受其害。然而，同样是“骗钱”，这些上市公司是经过各级政府部门层层批准才进入股市融资的，披着“合法”外衣。上市公司利用合法手段非法圈钱，最终导致许多中小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转而寻求民间投资，使资金最终流入非法集资者的手中。
应该说，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估计，仅浙江省目前大约就有8000亿元民间资本，整个长三角地区的民间资本高达25000～26000亿元，那么整个中国大陆又有多少？目前可用于投资的民间资金到底有多少，恐怕谁也没有准确答案（不能以全国居民存款总数为依据，因为居民存款中还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储备）。如此巨额的民间资本，没有正常、规范的投资渠道，流向哪里，哪里就会有一阵骚动，进入股市不安全，进入楼市又被骂作是炒房团、“过街鼠”，投资实业也并非所有的资本人都能打理生意，何况有许多领域并不允许民间资本涉足……
究竟该怎么办？与其说“非法集资”、“地下保单”、“地下钱庄”、“股市黑庄”是扰乱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因素，不如说，巨大的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紧缺与阻塞，是国家金融安全的最大隐患。我们现在必须承认，在市场经济社会，完全政府化的金融体系并不能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适度放开对金融领域的限制，在政府的严格监管下，给民间金融足够、合法、规范的成长空间，或许正是目前中国应该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