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记者孔奇志 实习生黄薇

16日、19日，本报介绍了嘉鱼县和宜城市的基层文化建设经验，但从面上来看，农村文化建设开展得好的地区并不多，广大乡村急切呼唤文化之雨播撒到他们那里去。

唯一的群众活动是打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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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白昼特别长，老陶到地里转了一圈，回来的路上碰上老胡，在桥头抽完两支烟，才回到家里。

老伴在隔壁刘家聊天，还没回来做饭，见天色还早，老陶便没有叫她，自个儿揣着烟袋往村委会走去。

村委会旁边，有个老年活动室，这是村里唯一的活动室。没等进门，屋内“哗啦哗啦”的麻将声已“先声夺人”。不大的活动室里，摆着几张桌子，老年人与老年人一桌，年轻人与年轻人一桌，场面火热却鲜有人吱声。一局完了，才有人埋怨、后悔或讨论。

这是记者在宜城市的一个小村见到的情景。该村距市区大约30公里，离最近的乡镇五六公里。农民住的大都是二层的楼房，电视机、影碟机基本上家家都有，看得出，村民的日子过得挺红火。“农民文化素质本来不高，又没有什么活动条件，唯一的群众活动就是打麻将。”陪同记者采访的一政府工作人员的话虽简单，却一针见血。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多是文盲。谈到文化生活，他摇着头说：“没有。年轻人都在外面帮人打工跑运输什么的，平时有空就打打牌，看看电视。老头们平常搓麻将的很多，而老太太就比较喜欢搞搞迷信活动，烧烧香、拜拜佛，哪有什么文化活动啊？”

一从事农村文化工作多年的同志告诉记者，在我省，大部分建制镇(街道)都没有像样的文体活动场所，没有像样的文体设施。村级文体活动设施更少，全省所有行政村中，拥有老年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室、台球室等简陋文体设施的行政村少之又少。

记者在村子周围转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书店，走进一看才发现里面卖的基本上都是文具。

村民一年难看到一场电影

这以后，记者在其他市县农村采访，问到市县组织的文艺下乡时，村民大都斩钉截铁地回答“几乎没有”。

据记者了解，市县组织的文艺下乡次数不多，年底的“三下乡”活动虽然都开展了，但完成任务式的多，村民对市县送戏下乡、送文艺下乡也不“领情”。他们说，那些戏演的是城里人的戏，唱的是城里人的歌，而他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少。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以前，镇里还有个放映队，常常在镇政府那里开个场子，摆上放映机，村民从四面八方涌来，小孩们早早地就拿着凳子占位子，场面好不热闹。可现在，人们生活富裕了，那种其乐融融的场景却很罕见，老百姓要看一场电影也难了。

省电影总公司一工作人员深有感触地说：“农村电影在走下坡路，下滑得让人心痛，让人难受！农村电影事业现状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据他介绍，那时，全省年放映量几万场，现在却只有几千场，平原县市年放映百场左右，山区县市不少村庄是放映“空白村”。

他还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农村电影滑坡的趋势：1993年以前，全省有近9000个放映队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工作，年购买、发行、放映16毫米“拷贝”5000多个。1993年，电影行业机制改革，农村电影经营下放到县，薄弱的经济实力加上滞后的观念，农村电影大滑坡：1994年至1996年，省电影总公司仅购买、发行16毫米“拷贝”750多个，1995年，47个县、市电影公司从省公司仅购“拷贝”11个。1996年底，我省在册16毫米电影队已不足1000个，其中绝大多数停止了放映活动。

是电影放映太贵吗？不然。在农村放电影费用很低，每场也就百元左右，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就可以看上12场电影。可难就难在这一元钱上。收不到放映费，电影放映单位越来越穷，各县、乡使用的放映机、银幕坏了也无钱更换，电影机越转越不灵，村民想看场电影也就越来越难。

农村文化体制亟须改革

农村文化失落，大多数从业人员归之为投入太少。

有数据显示，大多数县市对乡镇文化事业的投入均不及财政收入的1%，有些县市甚至连0.1%都未达到。文化事业投入的增长幅度远低于财政收入的增幅，“三馆一站”（县市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及乡镇文化站）严重“贫血”。

省文化厅调查，去年，全省1181个乡镇文化站，正常发挥职能的只占1/3，情况很一般、维持现状的占1/3，完全垮掉的占1/3。不少乡镇文化站站舍被挤占、挪用、变卖，许多站舍老化，有的成了危房。

嘉鱼县文体局局长张建华却从机制与体制的角度分析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他告诉记者，长期以来，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干着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种别人的田,荒自己的地”，组织活动次数几乎为零，却照样拿着财政支付的不多不少的工资。因为缺乏考核机制，某镇文化站一在编人员一年到头不上班，“人头经费”分文不少地照单领取，其他几个临时人员则只有靠到市场上执法，收取一些费用或罚款来支付报酬。“这种体制必须改革，否则，就没人真正关心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久而久之，农村就会成为死水一潭，一潭死水!”张建华郑重地说。

嘉鱼县、宜城市农村文化改革探索，说明改革是推动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嘉鱼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钱养事，以事养人”，不仅没有削弱农村公益性文体事业，反而提高了农村文体事业社会化参与程度，基层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宜城市则在村、组一级实施以“文化中心户”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以文‘化’人”工程，把先进文化“种”在农民身边，解决了农民求知求乐无场所、发家致富无门路、闯荡市场无信息的难题，摸索出一条新形势下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新路子。

嘉鱼和宜城的实践，使我们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