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鄢烈山
牛群欠债案昨天在蒙城县法院开庭，但牛群说他正在北京搞封闭式创作，没空，派他老婆来处理，听说意在庭外和解。
2000年底牛群只身南下挂职安徽蒙城县副县长“养群牛”，登时吸引了众多媒体的
眼球。那不过是娱乐新闻的“换景”，人们要看的是一个著名相声演员如何在官场和商场搞噱头。牛群与他的观众都兴冲冲的。三载挂零便沧海变桑田，牛副县长、牛总在蒙城蒙难，不得不“消失”在众多债权人的催讨声中。在欠债案开庭前夕，牛群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一轮的关注褪尽了凑趣的喜剧色彩，不但牛群与众债权人乐不起来，公共舆论也一脸严肃。《21世纪经济报道》剖析“牛群模式”，直揭牛群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投机”；《三联生活周刊》以“债务人牛群”做“封面故事”，不仅再现“牛副县长的蒙城经历”，而且试图从“牛副县长的笑”、“牛校长的哭”来透视牛群的内心隐秘。牛群成了一个任人解剖的标本。牛群已宣布身后将遗体捐给医院，想必也不惮将他的经历“捐”给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们。
牛群的特异性在于他是一个相声明星或曰著名文化人。这种人好不容易攒得名声，在本行出人头地，如日中天，“不知何事蒙怀抱”，抛轻弃熟去下海(宦海、商海)？他们在将名声(影响力、话语权)转换成政治权力，将政治权力转换成利益(个人利益？社会利益？抑或兼而有之？)的过程中是如何运作的？成败得失有何玄机？
不错，牛群在蒙城的所作所为，无不带有一个著名演员的“底色”。作为副县长，人家只期望他做客串的名角，给蒙城带来利于招商的知名度，带来缓解财政吃紧的国家预算外资金和体制外进账；他的自我标榜也是“品牌县长”，为蒙城吆喝。作为“实业家”和“慈善家”，他拥有全部股份、兼任校长与法定代表人的“五子牛特殊教育学校”，是靠他“真能哭”哭出来的。但是，这与其说是表演，还不如说是表象。他在蒙城一度拥有五家公司数千万元资产，实质上都是以行政权力做后盾取得的：搞来“红头文件”将公办的特殊教育学校突然宣布“改制”为他个人所有的民办公司；以110万元的超低价购得板桥镇估价上千万元的370多亩土地；在农行蒙城支行史无前例地获得高达200万元的个人商业贷款，入主特校后募得近300万元善款、280多万元财物而当地民政部门不得与闻……牛群虽然没有从政经验，看来深谙转型期的国情与政情，十分善于将权力转化为资本。这不是无师自通，而是“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
说到这里，笔者忍不住要解剖“人性”这东东。牛群将聋哑学校强行“改制”的那股专横劲，一点不逊于嘉禾强制拆迁时的县委书记周余武。他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突然宣布改制和搬迁校址，说：“老师们愿干就干，不愿干就走人！”34位教师集体辞职，有人劝他：聋哑学校教师不好找，央视记者问他是否挽留，牛群依然强硬地回答：“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正应了我们家乡的一句民谚，道是：“世人(只要)不当官，(在同样的制度环境)当官都一般。”别指望文化人掌权就比谁文明。
牛群成亦演员，败亦演员。倚仗著名演员的名声猎取了权力与财富，但他只有政治头脑，却无商业头脑，异想天开在蒙城那么一块经济欠发达、交通闭塞的地方建“牛群中国商贸城”，竟不知“强按牛头不喝水”，没有钱赚哪有商贩肯给你捧场？再加上他的“运气”又特别差，将他引进蒙城的县委书记孙克杰受王怀忠案牵扯而自杀，使他的权力链条受到影响；超低价购买的板桥镇土地第二年就被水淹了，他的宏伟蓝图成了泡影。而最不幸的是，这一切的失利，都要由牛群来承担后果。因为他毕竟是演员，办的是自然人所有的实业，债权人自然要紧追不舍，一直将他送上法庭。
假如牛群的商业头脑不是一片空白，且不这么倒霉，牛副县长兼牛总必定发大财，成亿万富翁也决不是梦。不少人就是这么开发权力资源空手套住大白狼的。又假如，牛群是一个实任的县官，他也不必这么狼狈。当下的开发区热、旧城改造热，瞎指挥胡折腾的“教训”成千上万，可是有些官员却无所畏惧，皆因他们知道并不会引火烧身，成了是自己的政绩，败了自有买单者。从这个角度讲，牛群的蒙城经历，作为观照当下国情政情乃至人性的镜子则可，作为文化人个人行为的借鉴也不乏意义，但若想用他来警省真正的官员就似乎是缘木求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