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宾《中国青年报》昨天以“江西丰城形象工程跟政策做游戏”为题发表长篇报道：丰城上万户农民眼下正经受着失地之痛，3万亩良田被当地政府在开发新城区的建设中征用。
什么叫“跟政策做游戏”？丰城市市长冷新生颇显得意的一段话可为注解：“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我们晚了一年，那么前年我们规划的100米宽的新城大道、80米宽的紫云大
道、占地176亩的广场，按照现在的政策都属于严禁和限制的项目。如果现在规划，我们的道路最宽不能超过35米，广场最大占地也不能超过30亩地。”
“抓住机遇是能人，错过机遇是罪人”不仅是对冷市长上述一番话的高度概括，差不多也算得上丰城市委书记任桃英的“名言”以及执政理念；假如在这里并不是书记、市长个人说了算，那么，便可认为该“名言”同时也是丰城市委、市政府集体信奉和践行的执政理念。这里说的“机遇”究竟是什么呢？当然首先是政策机遇。
可以无比肯定地说：现如今，秉承像任书记、冷市长这样的执政理念、以及具有和他们同样的“跟政策做游戏”之情结的官员并不在少数，作为“前车之鉴”的江苏“铁本”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更多的实例无法一一列举。更需要指出的是：“跟政策做游戏”常常也很危险，或丢乌纱帽、或坐大牢，但重蹈覆辙者为何如此之众、官员们的“游戏”情结为何如此浓烈呢？看来，仅仅从官员党性、个人操守上找原因是不够的，更应反思“政策”的本身。
凡游戏，大抵都是一种互动或曰互动的快乐，“政策游戏”按说也无法例外。能否这样认为：下级政府在与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做政策游戏”的时候，无形中把上级政府、中央政府也置于了游戏者的角色和地位？还是用冷市长的话（假定他说的系实情）作为“素材”：道路限宽从80米到35米，广场面积限制从176亩到30亩，其政策变化的时间仅仅用了一年。正由于政策有这种经常变化的特征，才导致了丰城新区征地的“神速”和书记、市长的得意，才刺激着更多官员参与“政策游戏”的兴趣。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所站角度的不同决定了利益目标的差异。从一定意义上说，利益的争取和控制本身就是一种“博弈”，而政策以及“政策游戏”每每成为博弈的载体。
无数事实早已表明：政策这种东西从其“运作机制”看缺陷是很明显的。例如，政策每每单方面地表现政府意志乃至部门意志，由于它未经过民主程序，因此常常难免主观、片面；政策常常是多变的，因多变而形成政策机遇上的不公平，因多变而导致盲目和投机；政策常常是“事后型”的，因“事后”而无法提前遏制各种不良行为，因“下不为例”而诱发一些人的侥幸心理；政策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它政出多门，从而给人们钻政策空子提供了足够的方便。
诚然，政策作为社会转型、政府转型期的产物，其存在的必要性是不容怀疑的。然而，仅仅就政策论政策的角度，我们的政策在“运作机制”如何更科学、更高效、更“经济”，的确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站在“理想主义”的立场展望未来，政策作为规范行为、调节利益的一种重要的“上层建筑”，应该逐步减少其“份额”，取而代之的毫无疑问应该是法律。仍以丰城新区建设为例，假如马路该多宽、广场该多大以及一旦违反将追究怎样的刑事责任等等，都明明白白写在有关法律条文中，丰城的书记、市长们绝不敢如此“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