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出版的第30期《瞭望东方周刊》刊登王东京的文章《人才的稀缺与挥霍》。
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终于打点行装离校了。几个月来，他们为找工作，差不多人人都有一肚子苦水。奔波、焦虑、碰壁、失望，其煎熬，不啻于一场马拉松赛跑。很多人被逼得没办法，干脆怀揣着一张城市交通图，早出晚归，四处送简历。运气好的时候，也许能跟管事的人说几句话；多数情况，则干脆被保安拒之门外。其中的甘苦，可谓一言难尽。
照理说，中国人才短缺，大学生的比例很低，还不足发达国家的1／10；又正好赶上知识经济，国家呼唤创新，渴求人才，所以他们找工作，不应该太难才对。但这几年，就业形势却越来越紧，有不少人，父母省吃俭用地供着，自己辛辛苦苦地读着，成绩很好，可一毕业，就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问题出在哪里？有的说，这是因为到处人满为患；有的说，是因为大学生害怕吃苦，不愿离开大都市。这些说法，都有几分道理，但如果从体制上看，更深层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人才流动机制。
记得几年前，《新华每日电讯》有一则报道说，广州天河区的几个村庄，想招聘52名大学生，不曾想应聘学子达4000之众，其中光硕士就有80多位，还有一名华南理工大学的博士；南京某企业招聘擦鞋工，月薪千余元，在200名应聘者中，竟有50多名大学生。报纸配发的编者按称，这是“贫困的奢侈”，说得非常到位。偏远地区求贤若渴，连个合格的小学教师都找不到，而大都市里却在“挥霍”人才，近乎于奢侈，实在令人痛心。有人做过统计，我们国家平均5300个接受初等教育的人之中，才能出一位博士。换算一下，这相当于每3580万元的投入，才有一位博士的产出。尖子人才不仅是个人天资和勤奋的产物，而且是社会巨大投入的结果。这些人改行换辙，不惜降格以求，显然是一种严重的浪费。问题在于这些莘莘学子，连局外人都为他们感到惋惜，难道他们自己就没打个问号吗？
其实，学子们并非不会算计，他们走的是“曲线救国”的道路：好歹先弄份工作，把户口留在大城市，将来再找机会跳槽，重新就业。这样一来，虽然走了点弯路，但可以避免被“发配”出去；真要是到了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再想回来，那就难了。搞不好，得用自己的一生来下注，甚至还要把子孙后代都搭进去。成本太高了，平常人根本无力支付。尽管大学生们不乏创业的热情，他们也清楚，越是艰苦的地方，反而更容易干出事业来。但真要迈出这一步，每个人都得掂量一下：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我还能回到现在的起点上来吗？考虑到那笔巨大的潜在成本，很多人退缩了。
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上海早几年就出台了一项政策，本地人才参与西部开发，可以不动迁户口，来去自由。这是可喜的一步，但也仅仅是第一步，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现在是按省统筹的，各省自成体系，相互独立。在一省之内变动工作，还没什么问题，可一旦跨出省去，衔接起来就是个麻烦。这些难题化解不了，人才的流动还是畅通不起来。
对一个社会来讲，人才流动如同人体的新陈代谢、血液循环，有助于保持肌体的活力。只要流动是自由的，人们就不难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发挥自己的专长。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这都是件好事。换成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可以增进国民福利。这跟市场经济的理念是相通的。市场要有效率，生产要素必须自由流动；哪里的投入低、产出高，人财物就流向哪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流动可以出效率。
在经济学上，效率和公平是一对矛盾，一般很难兼顾，往往顾此失彼。但人才流动能把它们统一起来，不仅能促进效率，还有利于实现公平。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一个机会，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大家可以去竞争，人人有获胜的可能。从收入看也是一样，国际上贫富差距之所以很难消除，就是因为国家之间人口不能充分流动。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向美国自由移民，两个国家的生活水平，绝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差距。也就是说，人才流动有“均贫富”的效果，国际上如此，一国之内也是一样。
人是生产要素之首，建立市场经济，不能没有人才的有序流动。但真要让人才流动起来，却需要整个体制的及时跟进。比如户籍制度、社保体制、子女就学政策等，都得按有利于人才流动的要求来改。尽管和一般商品比起来，人的流动更复杂、更敏感，管理的难度更大，但放开是必然的。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来源：长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