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许多地方出现了领导干部出国学习、培训的热潮。据报道，有一个沿海省份，3年中有54名厅局级、1325名县处级党政领导干部，到欧美发达国家接受为期3个月以上的培训。该省还在新加坡一所大学培训了1090名官员，在香港等地也有一些培训项目。尤其是“中国高官哈佛培训3周每人学费20万”的新闻近来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不仅时间与花费的巨大反差令人惊讶，就是干部出国的真实目的也让人怀疑，甚至有人提出“去哈佛不如去延安”的尖锐批评，这究竟是不是新时期的“新洋务运动”？
“去延安”更实在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离开了部分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对待“学习”态度的实际状况，来谈论应该去哈佛或者去延安，是一个伪问题。因为理想的干部状态应当是既具备延安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传统，又掌握哈佛现代化管理理念和技能。也就是说，如果学习者缺乏的只是精神状态高扬和管理水平提升，那么去延安和去哈佛同样必要。我们宁愿相信，这也是提出去哈佛学习动议者的思想初衷。
但实际状况是，借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名行参观、游览甚至“开洋荤”参与色情、赌博等违法违纪活动之实，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流行腐败方式。在这些干部那里，赴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甚至纪念“七一”建党活动都能被演变成公款玩乐，那么某地官员去哈佛“培训”三周成了每人花费20万元的“豪华游”的事实也就没有太令人意外之处了。这种另类腐败大肆糜费公帑，销蚀干部为官操守的底线，与人民期待渐行渐远，是对延安精神的反动；这样的低质外露与现代管理对素质的起码要求相悖，不能想像以此基础远赴哈佛，会求得什么管理真经。>>>全文
去哈佛需增加官员培训的透明度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应该说，在中国经济还不发达，教育资源极其短缺的今天，我国官员的哈佛进修代价似乎高了些。但考虑到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既然决定将中国的官员送到这些学校进行培训，就不能不接受他们的报价。所以，现在不是讨论哈佛大学的收费是否过高的问题，而是需要考虑将我国官员送到哈佛大学进修是否有必要的问题。
从表面上来看，社会科学或者公共管理科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培训与否，对于提高我国政府管理水平影响似乎不大。有些接受过培训的官员在工作中也未表现出过人之处。但从本质上来看，对政府官员进行培训，其实是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投资，它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转效率，有利于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说，只要政府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必须为政府管理人才培养付出代价。所以，如果撇开培训的效果，而单单考虑培训的必要性，那么，答案是非常明显的。>>>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