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洁 林吉玲

　　刘鹗的《老残游记》中记载的19世纪末期的济南，俨然一幅北国江南的胜景，既有北方王府之城的庄严和雍容，又有南方古镇的灵秀与妩媚。宛如生活在画卷中的济南人，用丰富的文化生活为这幅画卷渲染上了最生动的色彩和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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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济南开埠之后的二三十年间，尽管政局动荡，内忧外患，但是济南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却在这块风水宝地的滋养下一直蓬蓬勃勃。尤其是开埠以后，工商实业的振兴，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各种民间团体的创办，新型报业媒体的出现，加速了社会群体思想观念的转变，促进了近代市民观念的形成。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济南的传统民俗文化中融入了外来文化的气息，在青萍之末的日常细节变化中，折射出的中西文化交流已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文化百象

　　济南的传统文化已有数千年的薪火相传，在海内外享有齐鲁“文化之邦”的盛誉。然而这种精致发达的文化毕竟属于封建文化的范畴，基本上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适应。开埠以来，中外商人的源源涌入，不仅带来了新商品、新技术，也为城市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新商埠区借鉴了西方近代城市的布局设计，修建了警察局、公园、照明设施、电话等公共设施，成为商业中心，与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老城区交相辉映。

　　不知不觉间，济南的市民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商埠管理部门在经四纬五路建立了济南最早的公园——商埠公园，以方便市民休憩娱乐。开埠后，济南还出现了公共浴池。体育运动也成为青年学生的健身方式。许多学校开辟运动场，学生身穿西式运动服装打篮球。1925年，第十二届华北运动会在济南举行，就充分说明当时体育运动在济南的普及程度。

　　社会公众对时事的关注，使新闻传媒在济南应运而生。1903年6月，当时的山东巡抚周馥创办了济南最早的报纸——《济南汇报》，作为地方政府的官方报纸。此后《济南报》(后改称《济南日报》)、《官话日报》、《白话报》、《山东国闻报》、《齐鲁公报》、《法政杂志》、《益闻新报》、《济南捷报》等报纸杂志相继在济南创刊。至1927年，仅20余年的时间，济南的报纸数量在全国已居第5位。至1948年济南解放，共有一百三四十种报纸先后登场。这些报纸背景复杂、主张各异，反映了济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

　　城市的开放扩大了济南市民的视野，也推动了近代济南出版事业的发展。1904年，济南出现了采用西式铅印石印方式印刷图书的明溥书局。1907年，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在济南设立分馆。自此，济南近代图书出版事业开始走向繁荣。知书达理的济南人既可以在散发着油墨气味的书籍中接触近代思想文化，也可以去位于南关山水沟的济南第一座博物馆——1904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怀恩光等人修建的广智院，参观从青州博古堂迁来的标本模型图表，还可以去大明湖南岸山东省立图书馆读书看报，这是1909年仿照著名藏书楼宁波天一阁的建筑样式建成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在济南的出现，使得济南在科学普及和知识传播的工作中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曲山艺海

　　济南人应当感谢刘鹗，这位出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的水利专家，本为治理山东河患而于光绪16年来到了济南，任黄河下游“提调”，不曾想却用一部章回体的白话小说《老残游记》，把个济南号称“曲山艺海”的盛况描绘得淋漓尽致。老残挤在一张短板凳上看得如醉如痴的白妞、黑妞姐妹，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两位“秀而不媚、清而不寒”来自郓城的姑娘，把济南梨花大鼓艺术推到了高峰。民国以后，随着济南商业经济的发展，说唱艺术更加繁荣昌盛。最初，艺人们多在大明湖畔、趵突泉畔的游艺场献艺。随着新市场建立、劝业场开幕，艺人们的卖艺场所也跟随着商业聚集地扩散，听众范围也由上层人士转向普通百姓。一曲梨花大鼓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至二十世纪30年代，济南曲坛汇集了梨花大鼓(山东大鼓)、山东琴书、山东快书、西河大鼓、乐亭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鼓、河南坠子、竹板书、数来宝、单弦、相声、评书、洋琴、河间大鼓、木板大鼓、评词、双簧等，曲种之多让人眼花缭乱。到1932年，全市曲艺场所39处，艺员240人(其中女艺员88人)，常年演出于趵突泉、南岗子(现新市场)、西市场、劝业场、大明湖等处的茶园、书场以及庙会和堂会。大明湖畔鹊华居和趵突泉边望鹤亭，有“深得黑白妞遗韵”的谢大玉和京韵大鼓演员小彩舞(骆玉笙)、张小轩的精彩演出；新市场青莲阁，有年轻貌美的梅花大鼓演员花二顺登台献艺；新市场的西南角还有最早在济南演唱“武老二”(即山东快书)的杨风山；号称梨花大鼓皇后的鹿巧玲，则先后在趵突泉的观澜亭和大观园共和厅鼓书场等地一展歌喉。那时的大观园可谓夜夜笙歌，摆着白布藤椅的共和厅鼓书场是有钱人去的地方，几条板凳、一把茶壶的说书棚才是劳苦大众的娱乐场所。大观园还有不少说相声的，较有名气的相声前辈是来福如，他1926年携家迁济，献艺时全家出动，他的长女来小如是济南乃至全国最早的女相声艺人之一。1943年9月，民间相声职业团体晨光茶社在大观园内建立，汇聚了马三立、刘宝瑞、孙少臣、郭全宝、白全福等众多相声大家，以至当时流行“南晨北启”之说。南晨就是济南的晨光茶社，北启指北京的启明茶社，是当时著名的相声大会。

　　京剧传入济南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清末民初，济南曾出现不少京剧班社，有全胜科班、福森和班、老太平和班、庆乐班等。京剧与其他剧种同台合演为当时常见的现象，人们戏称其为“两下锅”。20年代之前至30年代中期，济南曾两度出现致力于京剧改革的新型京剧团体——山东省易俗新剧社和山东省立剧院。民国初，新文化运动在济南兴起，当时被称为新剧或文明戏的话剧，在爱国知识青年中传播流行，成为反抗旧制度和外来压迫的武器。

　　教育盛况

　　20世纪初，济南就基本形成了从蒙养园到大学的较为完整的新型教育体系，建立了初、中、高多层次职业教育。当时济南的教育发展在全省名列前位，有不少学校在全国都很有影响。

　　1901年11月，济南即在著名的泺源书院开办了省立山东大学堂，为今山东大学的前身，此即济南新式教育之肇始。随后，景贤书院和济南书院分别被改为东运中学堂和济南府中学堂。1902年创办的山东师范馆，为济南教育做出重大贡献，中共创始人之一王尽美就是该校学生。就在济南开埠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新式教育在济南得到蓬勃发展，各类新式公私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在省城纷纷建立起来，遍及工农医师商军警等行业。到宣统元年，济南已经有6所高等学堂、9所中等学堂和88所小学堂，这在全国位居前列。

　　为了让更多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担任教师，1904年，第一批山东官派留学生从济南踏上了负笈东渡的旅程。送出去的同时，济南许多新式学堂还特意聘请外籍教师来济南任教。仅1907年，济南已有16名来自德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外籍教师在高等学堂任教，走向开放的济南人不再沉湎于“礼仪之邦”的历史光辉之中，而是勇于抛弃根深蒂固的“华夷之变”的落后观念，以拿来主义的眼光主动向西方学习。1902年6月，英美基督教会在济南成立“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这是济南第一所基督教会大学。这所教会大学于1917年与潍县的广文学堂和青州的神学培真学堂合并，组成“私立齐鲁大学”。齐鲁大学因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先进完善，同北京的燕京大学和苏州的东吴大学等教会大学齐名海内。

　　济南的中小学教育起步较早，发展较快。小学最早始于山东大学堂的“备斋”。1901年起，清廷推行新政，陆续颁行政令，提出改良科举制度及兴办新式学堂。绣江书院、五峰书院、龙泉书院、云门书院相继改为小学堂。公立中学虽为数不多，但其中省立高中、省立一中、省立女中等各有特色，教师中不乏知名人士。

　　1915年，济南设立了社会教育经理处，在城内共设露天学校18处，开济南社会教育风气之先，有识之士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仿效。1904年，济南第一个专门招收女生的学校在后营房街创立定名为第一公立女学堂，创办人为王伯安。1905年，时樾生在济南创办盲哑学堂，采用新字母教学，此为济南特殊教育之始。1915年，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开设蒙养园，招收4至7岁幼儿，从此济南有了新式学前教育。在开埠后十年当中，济南成为学校众多、教育种类齐全的文化城市，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少见的。

　　济南现代教育的发展得益于众多的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其中有季羡林的老师、时任正谊中学校长的鞠思敏以及时任山东省立高中校长、省立二师校长的宋还吾等人，人数之众难以细述。

　　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反映了济南社会文化在欧风美雨中发生的新旧嬗变，推动济南社会时尚、风气和思想意识的多元化和开放化，在社会阶层中普遍产生了移风易俗、趋新思变的精神推动力，史称“民智大开”，使久被专制思想压制的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得以恢复吐故纳新的生命机能，在向现代城市转变的文化旅途中重现光辉。

　　名人剪影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此言不虚。随着自开商埠，济南就逐渐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镇，再加上天生丽质的山水风光，自然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社会名流盘桓居留。珍珠泉旁、大明湖畔，那清泉漫流的青石板路上，曾经挽留了多少流连忘返的脚步？趵突泉边、千佛山下，那柳阴匝地的曲街小巷中，曾经滋润了多少才华横溢的诗句？透过氤氲的水汽，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朴素的身影，正在南新街54号的一间小平房中挥汗笔耕，那正是老舍。济南人真是占了老舍的光，不知有多少青年学子是被《济南的冬天》所“引诱”，千里迢迢跑到济南来求学的。老舍于1930年7月到齐鲁大学任教，之后他的文学创作便如趵突之水奔涌不息，接连完成了《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等长篇小说和几十篇短篇小说。济南在老舍的创作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老舍的两部长篇小说《大明湖》、《文博士》均是以济南为背景的，还有一组散文是专门描写济南风土人情的，写得妙趣横生。老舍是个恋家的人，济南是他漂泊半生之后所安的第一个家，他能不珍惜么？

　　也是1930年，胡也频为了还债，只身一人来到济南省立高中教书。等到一个月后，丁玲赶到济南时，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天一亮，他的不大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直到夜深还有人不让他睡觉。由于他积极宣传进步的文艺理论和普罗文学，很快成为具有革命观点和进步思想学生的核心。他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会，并征得校方同意，由学校出资创办刊物，点燃了济南文学青年的心头之火，并直接带出冯毅之等一批青年作家。外省来济的还有吴伯萧、董秋芳、卞之琳、董每戡、李俊民等，他们来济后都创作出了大量作品。

　　本地的文人志士更是数不胜数，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济南各学校中首先涌现出大批文学青年，积极从事进步文学创作，进而成为全国著名作家和学者。比如就读于济南第一师范的李广田，1930年考入北大，毕业后返济执教于省立一中。接连出版《画廊集》、《银狐集》等著名散文著作。还有季羡林，6岁起在济南读书，清华大学毕业后返济任教，至今对曾就读的正谊中学的校长鞠思敏先生念念不忘。还有王统照、臧克家、陶钝、田仲济，等等。另外一些闻名全国的学术骨干或文艺名家，如邓广铭、李长之、姚仲明、梁斌、李淦、翟向东、王希坚、项慈、仲曦东等，都是二三十年代济南各校的学生。

　　济南像块神奇的磁石，聚集了大批作家、学者，他们用风格各异的艺术手法记录着当时济南文化交汇的火热场面，创作了大量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倾向的作品，如杨振声(山东大学，于1930年自济迁青时任该校校长)的短篇小说《济南城头》；老舍的《大明湖》、《月牙儿》；王统照的《湖畔儿语》等，形成了30年代济南文坛“中兴”的局面。当时出现了许多文学社团，比如董秋芳在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员时组织的“趵突社”，在山东《民国日报》上编辑出版文艺副刊“趵突”；戏剧家董每戡与济南高中第三届部分学生组织的“浅草社”，在报纸上办“浅草”副刊。

　　至于当时一些著名作家，像郁达夫、艾芜、谢冰莹、周作人等都来过济南，写过济南；1924年4月，诗人徐志摩专程来到济南，在教育界召开的欢迎会上，为一位特殊的客人当了一回翻译，这位客人就是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