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音

　　1904年的济南开埠，是济南乃至山东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

　　遥想当年，千年古城济南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以领时代之先的“自开商埠”之举，主动吸纳域外经济文明，以较新的观念发展自我，初步走出了以农耕经济消费为特征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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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向现代城市转变。它不但使济南从传统的政治中心一跃而成了山东内陆第一大商贸中心，而且标志着整个山东内陆市场经济的发端，并成为清末城市自我发展的一个典范。

　　回望历史，济南自开商埠既有挽回利权、自强爱国的强烈民族色彩，又有追求文明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时代色彩。在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的今天，如何充分利用外部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仍是当代济南人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回眸济南百年开埠的历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济南开埠发轫于甲午战争后人们对抵制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思索。1904年，德国修筑的胶济铁路即将竣工，德国势力必将藉铁路的便捷，由胶澳一隅向山东腹地扩张，一场激烈的利权之争已不可避免。当时山东的主政者一方面力谋阻止德国势力借助铁路向山东内地的扩张，另一方面又以主动应变的姿态，利用铁路交通的新优势，抓住机遇振兴民族实业。如此，“自开商埠”便应运而生。经过一年多的筹划，1904年5月1日，即胶济铁路通车前一个月，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与山东巡抚周馥联名奏请济南自开商埠，并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随后获得批准。

　　争自主之权，为民族工商业

　　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强调“权操自我”，是贯穿开埠筹备实施的要义所在。山东地方官员特别强调：济南商埠的“一切事权，皆归中国自理，外人不得干预”。还特别指出，电报、电话均是中国主权，“严厉限制，不得由外人设立”，显示自开商埠中我国行政、司法管理权不受任何外来干涉与限制的强烈愿望与民族主权意识。更为重要的是，“权操自我”使地方当局在经济政策调控方面能够有较大自主权。开埠后，为扶持本国贸易，鼓励国人投资工商业与外商竞争，山东政府还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通商惠工”政策，为刚刚起步的民族工商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以铁路枢纽地区为启动点，

　　为区域经济起飞提供动力

　　鸦片战争之后，我国所辟通商口岸，多在江海之滨，着眼于水运之利。然而济南开埠前，首倡者已敏锐认识到铁路开通所带来的历史发展机遇，并为之做了长远、周密的筹谋和规划。继胶济铁路通车后，1912年津浦铁路济南泺口段也正式通行。济南成为北上京、津，南下沪、宁，东联胶、莱的交通枢纽。铁路的开通，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将位于铁路枢纽的省会济南和原来商品流通较集中的周村、潍县同时辟为内陆商埠，依据铁路枢纽的优势将山东对外开放从沿海扩展到内地。自开商埠，不仅使济南由原来政治中心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华北主要经济中心之一，更带动山东内陆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

　　官民共举，济南开埠的成功之基

　　开埠前，济南的城市经济地位不仅居于内陆的周村、潍县之下，更远远落后于沿海的青岛、烟台。对此，济南有识之士开始呼吁改变“重农抑商”的封建经济观念，并以“实业兴邦、商战救国”为己任。济南民众开始改变厚义薄利的传统价值取向，接受“农商皆本”的新观念。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济南人在“维护利权，求富求强”的爱国思潮的推动下，积极地将商战救国思想付诸于实践。地方官绅纷纷上奏朝廷，要求自开商埠，以使“利权不至外溢，而于富强之道亦得焉矣”。正因有了官民共举，济南才得以顺利开埠。

　　为扶植经济，直至清末，济南商埠都未设关收税。除3000余两白银的房租外，共从清廷请领经费60余万两白银。正是山东当局不惜筹措巨额资金投入，才使得中外客商云集济南的商业中心地位愈益突出。否则，济南商埠极有可能会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形同虚设。

　　新城区新规划，为经济拓展新空间

　　商埠的设计者没有拘泥于传统格局，而是极具远见地沿铁路开辟新区，使济南分为旧城区和新商埠两部分，互为依托，相得益彰，城市格局发生了根本改观。

　　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城市人口的增加，原有的商埠区已不敷使用，于是又先后两次拓展商埠区的地域范围。经过清末民初20余年的建设，济南商埠初具规模，发展成了以火车站为半径轴心，以经二路为东西主线，以纬二路和纬四路为南北支架，街道四通八达、商店鳞次栉比的新区。至此，整个济南商埠的范围大致规划完成，今日济南市区的雏形基本确立。旧城区继续保持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商埠区则更好地凸显经济商业功能，从而推动整个济南工商业的发展，既保持了城市原有特色，又为经济发展拓展了空间。

　　百年前的开埠是清廷为应时局之变以挽救其统治所采取的一种应变策略，但却成为当时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契机，百年后济南的“新跨越”更需增强主动意识。历史的启示，可以丰富我们的智慧，促使人们更有针对性地思考前进中所存在的问题。

　　(一)民族独立是真正实现现代化变革的首要前提

　　鸦片战争的硝烟，迫使中国近代有识之士“睁开眼睛看世界”，追求现代化成为百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主旋律。开放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告诉我们，对外开放必须建立在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基础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虽然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物质和精神前提，并激起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但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掠夺。开埠后济南地方经济发展的成败兴衰，莫不与国家主权和独立这一政治保障密切相关。济南开埠已经走过百年风云，20世纪前半叶的战乱与动荡，注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成为一个梦想。当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回眸这段历史，更深深地感到，只有获得完整的主权和独立，中国才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二)现代思想变革是顺利开埠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

　　马克斯·韦伯提出：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一种与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渊源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追求必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近代以来，随着工商实业的振兴，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各种民间团体的创办，新型报业媒体的出现，对社会意识、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各阶层中普遍产生了趋新思变的精神推动力，体现的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民族自强精神，这是自开商埠的深层次动因。开埠后，中外资本的源源涌入，为济南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社会心理的接纳以及价值取向的转移，又推动了现代思想更广泛的变革。

　　国门开启，西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冲击着近代中国。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济南人，抓住历史契机，不仅使这座古老的封建城市向近代工商业城市转变，更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交融，熔铸了济南新的城市精神，这种精神成为济南现代化变革的内在动力。

　　(三)抓住机遇，大胆决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课题

　　早在济南第一条铁路开通之先，山东主政者已敏锐认识到铁路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胶济与津浦铁路在山东境内呈“丁”字形整体分布，济南扼两大铁路之要，必成未来南北商业枢纽。

　　济南开埠以后，山东当局不惜筹措巨额资金投入，并迅速制定出一系列“通商惠工”政策。不仅免、减、缓了多种税费，山东地方政府还专门制定了奖励措施，以鼓励国人投资工商业，与外商竞争。同时，对济南的公共交通和通讯设施进行建设，为招商引资创造良好条件，有力地促进了商业资本的涌入。济南原有自发而缓慢的原始积累，开埠后急剧加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济南一跃成为山东内陆第一大流通商贸中心。正是对时代机遇的准确把握，本世纪初的济南才得以成为当时国内城市现代化变革的典范。

　　1949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华民族实现了由被动现代化到主动现代化的历史性转变。199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将济南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作为省会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决定了济南市在全省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担负着的重要职能。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如何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发挥区位优势，发展省会经济，为济南以至全省的经济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历史机遇与挑战再一次摆在济南人的面前。2003年4月，济南市八次党代会通过的《实现新跨越，建设新泉城》的报告，为我们规划了济南市未来5年对外开放的基本思路。中共济南市八届三次全委会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省城优势，发展省会经济”的发展战略，对发展济南省会经济提出了清晰的思路。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埠，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给济南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开放，使济南的新一轮发展再次为世人所瞩目。抓住机遇，开拓创业，百年商埠必将焕发出新的光彩。